徐光启、利玛窦与《几何原本》（一）

原计划写完了亚里士多德，应该继续深挖欧几里得、毕达哥拉斯这些古希腊大神的。但是我在亚里士多德系列已经论证了古希腊没有廉价的书写工具，没有统一通行的成熟语言，文化成熟度超越了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因此现存古希腊的科技、思想等著作只能是后世伪造的。同理就证明了欧几里得、毕达哥拉斯也是假货。再去深究这些假货的作假细节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但号称是欧几里得所著的《几何原本》却是我们研究西方伪史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先说结论：《几何原本》是徐光启根据中国古代数学典籍整理编写的一部几何学著作，托利玛窦之名发表。而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传教士窃取了包括《几何原本》在内的中国典籍（包括哲学思想和科学技术）给欧洲带来了文明和科技。

我们学的历史说16世纪末西方传教士利玛窦来到中国，与徐光启合作翻译了欧几里得的著作《几何原本》。这明显是编造的伪史，利玛窦来中国的目的是传教和殖民，而不是传播科学技术。徐光启也不是一个追求科学的求知少年。他们之间的交往具有深厚的政治意义。回顾这段历史，对于我们认识自己的文化、认识西方伪史都具有重要价值。

我在亚里士多德：西方伪史之典范（四）中介绍了美第奇家族的金融资本在16世纪腐蚀了基督教，破坏了基督教的思想传统，基督教开始出现分裂，各种争斗和宗教改革使基督教的势力严重受损。随着西班牙、葡萄牙大航海技术的发展，基督教开始寻求海外的扩张。耶稣会就是这一时期海外扩张的主力。依照西史说文艺复兴的资本势力主张科学民主思想，而耶稣会恰恰是反科学反民主维护宗教势力的。

1552年耶稣会士沙勿略就希望偷渡到中国传教，但未能成行就病死在珠江口的上川岛。次年葡萄牙商人以商船避风浪为由窃居澳门，自此澳门成了耶稣会士进入中国的跳板。他们在澳门学习中文和中国典籍，并寻找机会进入中国大陆。在此期间他们始终受到葡萄牙商人的资助。

罗明坚和利玛窦是第一批进入中国的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的《中国信札》其拉丁文的原名是《基督教远征中国史》，其真实目的暴露无遗，而把他翻译成《中国信札》意图掩盖的行为也非常明显。

早期的罗明坚与利玛窦辗转于肇庆和韶州，发展比较缓慢，因为基督教不许信徒拜偶像，不许尊孔，不许祭祖，地方民众的反对情绪比较高。传教士把他们在非洲南美那一套复制到中国，肯定是行不通的。经常发生民众与教会的冲突，而官员因为收了贿赂往往偏袒教会。

耶稣会士们大量搜集中国典籍，他们从欧洲带来的书籍仅仅是关于基督教义的书籍，但他们的藏书库中却收集了大量中国书籍并深入研究。正是得益于对这些典籍的研究，传教士才被中国人认为是博学多才的人。

“他们还注意到，神父们并不满足于欧洲的知识，正在日以继夜地钻研中国的学术典籍事实上他们以高薪聘请了一位有声望的中国学者,住在他们家里当老师，而他们的书库有着丰富的中国书籍的收藏。有教育的中国人肯定认为这些欧洲人是富有理论和学识的名望的。正是这种名望可以解释如下事实:有高深学识的阶层中有些人需要得到有关基督教教诚的更完整的解释而不仅限于他们惯于携带的《天主十诚》的内容” ——利玛窦《基督教远征中国史》

1588年罗明坚回欧洲请求教皇派遣中国使团，再没有机会回到中国。因为范礼安给教皇的信里说罗明坚中文不好，没法跟中国人交流，又说他太老了没办法再学中文。可罗明坚用中文写过《天主圣教实录》，还把《大学》翻译成了拉丁文出版。范礼安并不懂中文，所以关于罗明坚的中文水平大概只能通过利玛窦的意见来评估。所以在这件事上利玛窦的态度不言自明。罗明坚留在欧洲，利玛窦就成了中国区传教的总负责人。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时期的基督教著作只有《天主十诫》，而没有圣经。在这一时期罗明坚写的《天主圣教实录》、利玛窦的《天主实义》都没有完整的耶稣受难复活的故事，也没有三位一体的概念，天主、上帝、耶稣这些词汇是混用的，没有明确的区分。说明此时的基督教仍然是很原始的状态，圣经还没有出现，一些宗教故事是在中国吸收了中国文化逐步创作出来的。其中包括庞迪我写的《七克大全》、《受难始末》等等。

在利玛窦主导下传教确实得到了很大突破，利玛窦的策略是结交明朝的官员士大夫，通过官员的庇佑发展传教。利玛窦在广东结识的瞿太素为他打入明朝官场发挥了巨大作用。瞿汝夔，字太素，苏州人。嘉靖朝礼部尚书瞿景淳之子。因为父丧期间与嫂子徐氏通奸被宗族除名。因此四处游历靠父亲的旧交谋求立足。利玛窦对他的记述是“一个公开的败家子，他青年时就摆脱了孝道的约束。父亲死后，他越变越坏，交结败类，沾染种种恶习。”瞿太素信奉了基督教，并为利玛窦在上层官员的人脉圈打开了通道。

瞿汝夔（太素）

另一位对利玛窦帮助很大的人是南京礼部尚书王弘诲，1592年王弘诲在韶州拜访了利玛窦，后来在利玛窦北上南京和北京的过程中都起了很大作用。王弘诲的门生有两位重要人物，一个是董其昌是徐光启的同乡，一个是焦竑后来成了徐光启的座师。（知识点）

1595年利玛窦北上南京受阻转道到了南昌，在南昌结识了建安王朱多㸅。并常住南昌。在南昌利玛窦与瞿太素的老师章潢交往密切，章潢是白鹿洞书院的院长，江右四君子之一，心学泰斗，遥授顺天训导（生活在南昌却是北京顺天府的教育官员。知识点，后面要考）。白鹿洞书院因为朱熹、王守仁而享有盛名，当时书院结社讲谈盛行。章潢的声望成为利玛窦的背书，利玛窦在白鹿洞书院讲学积累了人脉和影响力。在南昌期间利玛窦完成了著作《交友论》、《西国记法》、《天主实义》。均得到了章潢、瞿汝夔(太素)，冯应京（章潢的弟子），朱廷策，王肯堂（藏书家、医学家）帮助修改完善。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人都是阳明心学的弟子。

一个耶稣会士来中国传教，写了第一部著作不是讲耶稣、天主而是说如何交友？还得到一众心学大家的帮助进行完善，是不是很奇怪？来看看利玛窦在中国完成的第一部著作《交友论》，篇幅不长：

各人不能全尽各事，故上帝命之交友，以彼此胥助。若使除其道于世者，人类必散坏也。

上帝给人双目、双耳、双手、双足，欲两友相助，方为事：有成矣。——通篇只提过两次上帝

孝子继父之所交友， 如承受父之产业矣。——天主教什么时候开始讲孝道了？

有恶之君子，无异仇，必有善友。——天主教也追求君子的人格理想？

友之馈友而望报，非馈也，与市易者等耳。——天主教也重农轻商，重义轻利？

居染廛而狎染人。近染色，难免无污秽其身矣。交友恶人，恒听视其丑事，必习之而浼本心焉。吾偶候遇贤友，虽仅一抵掌而别，未尝少无裨补，以洽吾为善之志也。交友之旨无他，在彼善长于我，则我效习之；我善长于彼，则我教化之。是学而即教，教而即学，两者互资矣。

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论语》

既死之友，吾念之无忧。盖在时，我有之，如可失；及既亡，念之如犹在焉。

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中庸·齐家》 ，朋友死了都不提上天堂吗？

类似的内容还有很多，仅从文本很难看出这是一部天主教思想的著作，而更像是儒家思想。你能想象一位耶稣会传教士在中国完成的第一本书是一本儒家著作吗？这再次印证了此时的天主教还没有完善的教义以及《圣经》。

《交友论》对于交友的推崇恰恰是符合阳明心学中关于五伦的思想，即将友谊提升到其他伦理关系之上，提出“同志于道”和“以友辅仁”的观点。这是阳明心学为了对抗程朱理学而衍生出的思想，在我看来这也是明朝中后期结党清谈之风的思想根源。

可以确定的是利玛窦的《交友论》是阳明心学学者假托泰西利公之口宣扬心学主张的一部著作。所谓外来的和尚会念经，以利玛窦之口来证明心学思想的正当性。耶稣会士与阳明学派自此结成了联盟，利玛窦的传教事业在南昌突飞猛进的发展起来。

1599年在北上北京失败后，利玛窦又是在瞿太素的帮助下来到了南京，南京礼部尚书王弘诲也为他提供了很大的帮助（1599-1600年）。

南京是明朝的留都，和北京一样设置有六部，利玛窦在南京结交了大批的官员，包括叶向高（东林党的代表人物，后入阁成为首辅）、焦竑（万历己丑科状元，王弘诲的弟子，翰林院修撰，晚明最大的私人藏书家，建有澹园藏书楼）、李贽（李卓吾，当时著名的大儒）、李之藻、徐光启、杨廷筠。这些人对于天主教在中国传播发挥了巨大作用，甚至于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被称为中国天主教的三柱石。

利玛窦与官员和文人的交往方式主要是（1）方物之馈赠、(2）简牍之往还、(3）诗词之题写。他的策略是非常成功的，一方面以金钱贿赂官员，以期日后得到官员的庇护。一方面搜罗中国的书籍资料，盗取中国的科学技术和哲学思想。明末的藏书家，与利玛窦交往有明确记载的就包括顾起元，焦竑，李贽，袁宏道，王肯堂，汤显祖，董其昌，陈继儒，冯时可，李日华，谢肇淛等，瞿太素的家族也藏书颇丰，其后人建有铁琴铜剑楼是清代四大藏书楼之一。再加上生活了三年的白鹿洞书院，可以说利玛窦是相当勤奋且成果丰厚。

传教士搜集中国书籍的途径，一是自行搜集购买，二是文人藏书借阅，还有第三种，受洗教徒的家藏。根据《基督教远征中国史》的记述，所有入教的教徒需要做的一件事是把家中的藏书都交给教会检视，教会来筛选哪些书可以留存，剩下的要付之一炬。焚书，相信每个中国人看到这个词都不会认为传教士来中国的目的是传播科学技术吧？这个词在中国人看来具有强烈的文化灭绝的含义。

在《基督教远征中国史》中，利玛窦详细记述了他如何贿赂明朝官员以达到传教的目的。但对于他的科学知识素养所谈甚少，多是一些宗教伦理思想的交流，比如他的著作《天主实义》、《天主教要》、《交友论》。而这时他已在中国传教十几年，并没有任何数学或其他科学著作。唯一记录的关于科学的认知是他否认中国人的五行学说，认为世界是由土空气水火四元素构成的，很显然利玛窦的科学素养与历史记载的数学家有很大差距。

利玛窦来到中国一个重要目的是盗取中国文化典籍，瞿汝夔（太素）的父亲瞿景淳一生最重要的成就是总校《永乐大典》，此时已经完成，《永乐大典》的正本已经放回南京文渊阁。瞿太素把利玛窦介绍到南京，利玛窦在南京关系密切的官员是叶向高和焦竑，焦竑本人就是私人藏书家，更重要的是叶向高和焦竑都做过翰林院编修、南京国子监司业，国子监是最高学府和教育管理机构，司业是国子监的副主管，因此叶向高和焦竑都有机会接触到文渊阁的文献资料。综上利玛窦极有可能在这一时期大量盗取或抄阅了官方的文献资料。不一定是永乐大典，但其他文献价值同样很高，因为当初编修《永乐大典》就是参用南京文渊阁的藏书。至于永乐大典，其实在明末直至民国的几百年间，耶稣会士以及后来的殖民者想接触它的机会太多了。

1600年利玛窦在南京见到了徐光启，中国的历史以及世界的历史在这一年起开始改变了方向。

该说说另一位主角了，徐光启，上海人，生于1562年，20岁（1582年）考中秀才。

1588年徐光启赴太平府乡试未第。

1593年徐光启为了生计去韶州教书。

1595年利玛窦到南昌，与瞿太素的老师章潢交往甚密。（考点来了）

1596年在韶州的徐光启接触了基督教，当时利玛窦已经北上，韶州的教士是郭居静。

1597年徐光启拿到了顺天府乡试第一。

这里的疑点就非常多了，首先徐光启应该在太平府应试，怎么忽然跑到顺天府乡试了？恰恰是在利玛窦结交了顺天训导章潢，徐光启接触了基督教，然后徐光启就高考移民了。其次顺天府乡试的考官正是焦竑，而选徐光启为第一的过程也很神奇。

万历丁酉试顺天，卷落孙山外。是年大司成漪园焦公典试，放榜前二日，犹以不得第一人为恨，从落卷中获先文定卷，击节叹赏，阅至三场，复拍案叹曰：此名世大儒无疑也！拔至第一。—— 徐骥《文定公行实》

本来徐光启已经被淘汰出局了，焦竑选不出第一，又从落选者中找到了徐光启的试卷，拍案称奇，直接定为解元。这一年徐光启已经36岁了，他16年间都没有能力考取，然后就这么神奇的乡试第一了。

焦竑有没有舞弊呢？《明神宗显皇帝实录》，万历二十五年十一月廿四：“以科场风议，调翰林院修撰焦竑外任，行人何崇业南京别衙门用。”虽然丁酉顺天科考案没有波及到徐光启，但焦竑被外调贬职，部分考生被革处。

1598年徐光启在北京参加戊戌科会试，不第。

1600年徐光启在南京见到了利玛窦。

1601年利玛窦终于有机会去了北京。

1603年徐光启在南京入教，郭居静为他洗礼。

1604年徐光启北京会试中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

徐光启中进士的过程如出一辙。徐光启是万历三十二年甲辰科三甲第52名同进士出身，也就是说他在这一榜进士中水平是中下等的，这个水平和他16年不第、高考移民、戊戌科落榜的表现是相符的，而与焦竑拍案叫绝拔为解元是不相符的，要知道焦竑可是状元出身。

此时利玛窦已经在北京扎下了根，他要求徐光启参选翰林院庶吉士。庶吉士是翰林院学生，属于皇帝的心腹，翰林院毕业才有资格做首辅。每一科进士一般会选20多人入翰林院。徐光启一个三甲52名（总排名在100位之外）的水平显然是不够格的，根据《基督教远征中国史》中的描述徐光启并不想选庶吉士，明显选不上会被人说自不量力，但是传教士告诉他这件事对主的事业非常重要，之后徐光启参选并顺利入选翰林院。

这一套操作下来可以发现，徐光启每和传教士的关系进一步，他的仕途就前进一步，这种关系是非常明显的。这种情况在明末天主教信徒身上一再发生。士大夫与传教士达成了一种相互成就的关系，传教士通过贿赂拉拢高级官员，建立了一个关系网，为信教的文人提供了上升阶梯，文人进入仕途后又成为传教士的保护伞，帮助传教士发展教徒。这个体系的核心人物就是叶向高和徐光启。

徐光启选为庶吉士后，与利玛窦交往更为密切，在一年内完成了《几何原本》的刊印。这样一部逻辑性极强层层递进的书籍，居然是利玛窦口述的。徐光启不懂拉丁文也不懂意大利语，而利玛窦的中文水平也无法完成文字著述。如果徐光启根本不懂几何学，通过口述让徐光启在一年内完成这样的著作，如同当代一个初中生学了一年几何，教学的还是个语言不通的外国人，学年结束完成一部教材编写，这可能吗？这种情况在明清两代出现的甚多，以传教士口述，中国人笔录，一部部科学技术著作就完成了。具体关于《几何原本》的内容，以后文章再详细论述。

六卷版《几何原本》

梳理了这么多就是为了说明一个问题，传教士来到中国具有明显的殖民色彩，他们采用贿赂腐蚀的手段，搜集中国的科学文献和科技成果，是明显的间谍行为。他们是侵略的马前卒，是刺探情报的斥候，是蛊惑人心的细作，是戴着面具的笑面虎。我在查找资料时发现，一些外国学者对于耶稣会士的殖民性质直言不讳，反倒是中国学者对此讳莫如深，毫无道理的为传教士开脱，强调传教士带来了先进的科学理念，促进了中西方文化的交流，完全忽视耶稣会士强烈的政治意图。直到今天他们的伪装还在蒙蔽一些人的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