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大概不知道，崔健的真面目！

文 | 许多年

今儿是崔健生日。

除却演出，他曝光率一向不高。

以至于年轻人听到这名字，可能只有刻板印象：

“唱摇滚的，戴顶红五星帽子。”

曾有篇热文叫《大陆摇滚装逼速成指南》说：

“当你被问到‘中国摇滚之父’是谁时你一定要说：‘大家都认为是崔健，但据我所知，是林立果。’”

最早出处是朱大可2003年的书《流氓的盛宴》。

“崔健身穿军装演唱摇滚的戏剧性行为，起源于他的童年时代的某个特殊记忆：一个名叫林立果的业余歌手，第一次在北京空军大院里手弹吉他，演唱了披头士乐队的摇滚歌曲……他在摇滚中注入的叛逆精神，在崔健音乐中获得了秘密传承。”（《流氓的盛宴》P23，《林立果的“大院摇滚启蒙”》）

十五年来，这则谣言不知被多少摇滚青年口口相传过。连窦文涛都曾在讲述林彪元帅的节目中提到过。

终于有天我忍不住，直接问了崔健本人。他干脆利落地回应：

“胡鸡巴扯！”

后来，老崔一句话让我深思良久——

“我们只不过是素材。”

所以，谈老崔的文章，我其实是不太敢落笔的，

无论年龄见识，还是行业资历。我都相当有限。

不过，任不负责任者以讹传讹，那还不如我来。

让更多热爱音乐的年轻人知道，崔健的真面目：

崔健原本不叫崔健。

父亲崔雄济去过朝鲜，空军乐队功勋演奏员，

母亲张顺化生于朝鲜，中央民族歌舞团成员。

父亲有浓厚军人情结，想孩子诞生在建军节，

然而，1961年8月2日凌晨5点，他才呱呱坠地……

父亲为补遗憾，取名崔建军，生日改为8月1日，

有了两个崔健。一个生于明日，一个活在昨日。

父母汉语水平不太高，以致他童年有口吃毛病，

长大后，他觉得名字缺乏个性。另起为：崔健。

发音一字之差，仿佛隐喻，预示他日后的呐喊。

由于父母工作繁忙，崔健很小便被全托，

孤独童年，使他比同龄孩子好奇心更强。

崔健幼时跟父亲去东四人民商场，

看见一个老头走在路边吃冰棍儿，

他直接问人家：“大爷，这么冷，您还吃冰棍儿？”

老头吓一跳，没理他，笑着走了。

崔健又问父亲：“冰棍儿不是应该在夏天吃的吗？”

老式录音机流行，他特想要一台，

跟母亲借464元，并保证以后会还。

那个年月，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

但看儿子想要，妈妈还真就借了。

欢天喜地买回家，第二天便好奇给拆了，

拆完之后，装了一天，也没能给装回去。

怕被父亲责难，他本来想撒谎，

谎言尚未出口，脸已憋得通红。

崔健父亲曾说：“我儿子就那德行，宁可挨打，也不愿说一句假话！”

好奇，这项人类与生俱来的本能，

往往会随着年龄增长，渐渐衰退。

见怪不怪，不愿再问“我不明白”，

不敢再让“不明白的我”展现出来。

崔健却一直用“我不明白”的勇气，写自己的答案。

小学时，他当过班长。作文写得好，快板书也不错。

那个时代，不允许个人规划自己人生，

若崔健长大，惯例要上山下乡当知青。

父亲想他学件乐器，这样能进文艺团体，留在城里。

手风琴，不喜欢；双簧管，给扔了；

父亲气不打一处来，崔健拿起他的小号。

挺费劲地吹了两声——“我喜欢这个！”

身形瘦弱的他，在小号上展现了异于常人的天赋，

没练几天，便搞定了流行歌曲《我爱我的台湾》。

老师希望他当作家，崔健却坚决不改行。

半年后，他就能熟练地驾驭《长征组歌》，

一年后，更是吹出《贝尔曼小号协奏曲》。

父亲被儿子的才华给震了——这可是许多人半辈子也吹不好的曲子呀！

沈阳文工团招纳他，母亲嫌离家太远，给推了；

北京文工团来人问，崔健瞒着母亲把事儿定了；

学校却以“说走就走像什么话！”，制止了他。

中学毕业，上山下乡结束，崔健成了待业青年。

父亲很宽容：“不想上班你就先在家待着，有适合你的事再去。”

适合的事终于来了：崔健考入北京歌舞团，成为专业小号演奏员。

他的叛逆开始显现，蓄起了一头长发，

父亲让他剪掉，他直接给剃成个光头。

回家跟老爸炫：“这下您老满意了？”

没多久，崔健背了把20元的吉他回家。

父亲问：“怎么，小号你不想吹了？”

崔健反问：“吹着小号我怎么唱歌？”

父亲忍不住用忧虑的目光注视着儿子，

但他无法料想，未来儿子用这把吉他，

让中国成千上万的青年为之痛哭流涕……

崔健向一位只会三支曲子的蒙古工人学吉他，

没过半个月，崔健会弹的曲目，就超过了他。

他翻唱的日本电影《人证》插曲《草帽歌》，

歌声苍凉凝重，曾把一位姑娘听至当场落泪。

他并不满足翻唱，开始尝试着原创，

写下《我爱我的吉他》《艰难行》。

崔健随后与刘元等六位音乐人组成了“七合板”，

取意乐队中七个人都粘合在一起，谁也离不开谁。

乐队演奏西方流行音乐。首场演出，在政协礼堂。

这是中国第一支这种类型的乐队。

其后，他录制专辑《梦中的倾诉》及《浪子归》。

这时期的作品，并没有强烈摇滚色彩，

更多的，则是一些乡村与民谣的韵律。

当时崔健虽有名，但远不是“大佬”，

即便在乐队，他也只是三位主唱之一，

纵使出了专辑，仍被主流当“混子”。

团里女书记找“七合板”成员谈话：

“你们要么在团里好好干，要么退团，把乐器交回来。这乐器都是国家的。”

那是个离开“单位”很难谋生的年代，

乐队刚刚活动不到一年，就被迫解散，

崔健父亲宽容，没给儿子太多脸色看。

后来有着“摇滚传教士”之称的曹平，

当年，还只不过是一个懂英文的导游，

崔健父母每次都客气地留他一起吃饭。

不过，有一天，曹平刚敲开门走进屋，

崔健就阴着一张脸，把他叫到了外面：

“今儿不在家，咱们出去吃。”

两人散步到河堤上，崔健突然说：

“曹平，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

这两句话，后来成为他第一首摇滚作品——《不是我不明白》的歌词。

接着，他以绝佳的创作状态，写出《新长征路上的摇滚》《从头再来》《不再掩饰》《出走》《一无所有》……

有人说老崔身为大院子弟，是“撒娇式反抗”，

仿佛他的成功，不过是利用体制内资源的原罪。

我想说，评人论事，要因地因时而制宜。

学生固然能超过老师，但以今度昔否定先行者功绩，

希望昔日“老炮儿”满足今人期待，未免事后诸葛。

更何况，崔健本人就此曾说过：

“我觉得是吃饱撑的，非要去划分70后、80后、90后。没这个划分，我们生活在同一个政治环境下。”

艺术家，首先是有血有肉的个体，没谁能随便成功。

崔健有当时中国地下音乐圈独一无二特质：做原创。

他不满足于简单地翻唱国外歌曲；

也并未追随西方时髦的吉他英雄；

更不想做乐队们争抢的稀缺鼓手。

那时候，崔健每天骑自行车去音乐学院旁听，

耗费大量时间自学英语，只为弄懂如何作曲。

曹平回忆：“那时他真的一无所有，跟父母住在老两居里。手边放着吉他、小号、乐谱、磁带，吃饭都要去父母的卧室。”

然而，就在这样的逼仄窘迫中，崔健炼成了火山喷涌般的嘶吼！

积蓄力量，只做自己。

1986年，孔雀杯全国民歌、通俗歌曲大奖赛，

崔健演绎《不是我不明白》《最后的抱怨》。

他甫一登台，劲爆的吉他和铿锵有力的歌词，

就把评委席上李双江、王昆等老前辈吓一跳。

他们纷纷问：“这什么唱法？这群人，头发怎么都那样？”

“这是摇滚。”

知道的人回答。

“摇滚是什么？”……

虽然崔健被淘汰，但并非一无所获。

5月9日，纪念“国际和平年”中国百名歌星演唱会在北京举办。

经好友王迪推荐，崔健在受邀之列，

并且跻身当时三十位独唱歌手之一。

当时东方歌舞团负责人王昆，虽为崔健迥异于当时审美的演唱方式担忧，但两遍彩排后，还是同意他上台演唱《一无所有》。

崔健身披贝斯王迪的开襟大褂，裤脚一高一低，

如同当年与老大爷对话一样，直愣愣登上舞台。

扯开嗓子，轰出了那句留名青史的歌词：

“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

台下一阵静默，然后就是雷霆般的掌声与吼声！

这样的声音，被等了太久……

《一无所有》，让台下几乎所有观众都傻掉了。

因为没有人这么唱歌，也没有人听过这样的歌。

当时，也有人愤然离席，其中一位是官方代表。

他斥责演唱会负责人王昆：“你看看，像什么样子！怎么连这些牛鬼蛇神也上台了？”

《一无所有》，第一次提出了“我”这个概念。

此前，中国歌曲只有“我们”，很少有“我”，即便有，也是“我爱北京天安门”“我是一个兵”这类……

崔健首张专辑《新长征路上的摇滚》，一共150多个“我”。

制作人梁和平说：崔健唱出了“我”，人们认识了崔健。

中国摇滚的生日，就定格在这一天。

台湾乐评人马世芳说：

“这张专辑是一把刀子，将中国音乐史切割成崔健前与崔健后。”

主流人士对这种唱法不置可否，

地下音乐圈有人羡慕有人嫉妒。

崔健在圈子内的地位迅速提高，

当初想跟他竞争的人主动放弃。

这首歌传到美国，陈丹青听了，

当场立马热泪盈眶，一言不发。

乐评人金兆钧私下转录了磁带，

朋友过来玩儿，他拿出来一放。

朋友说听不清唱的到底是什么，

金兆钧把歌词一字一句写下来，

朋友读了两三行后，嚎啕大哭。

后来，黑豹乐队的主唱秦勇说：

“唱完《一无所有》，大家都跟崔健走了。”

此后，崔健多次去北大表演。

一次演出上，他轻声地问：

“北大的学生，你们都准备好了吗？”

随后，飓风般的音乐坠击飞溅，

整个现场都变成了狂欢的海洋，

没能赶上这场的人都后悔莫及。

北大找到崔健，要他务必再来一场，

这次，三千人将现场挤得水泄不通，

北大学子发疯般在舞台下狂呼乱喊。

年底，北京大学成立了“北大崔健后援会”，

这个后援会，也是内地的第一支后援会组织。

热情洋溢的狂欢场景，是崔健演出惯常场面，

只要他一开腔唱歌，观众很难不站起来应和。

《人民日报》曾以一篇1500字文章“从《一无所有》说到摇滚乐——崔健的作品为什么受欢迎”在文艺版头条发表。

这是摇滚乐歌手首次在内地主流媒体上被报道。

然而，在很多主管领导眼中，

他的演出实在太有煽动性了，

这也是最让他们感到头痛的。

崔健在北京首体再度演出时，

以摇滚风格翻唱《南泥湾》，

这使得他的音乐很快被禁播，

崔健本人也被交响乐团劝退。

年底，曹平想办崔健的演出，

他找了北京某大学提供场地，

定了崔健和乐手的演出报酬。

那所大学的党委书记问曹平：

“给崔健多少？”

曹平说：“一百元。”

书记听闻后，顿时勃然大怒：

“怎么，他刚唱完《一无所有》，就想应有尽有啊？”

无奈，崔健只能在主流不屑的角落里，寻找演出机会。

离开乐团后，他与“鼓三儿”张永光创立的中国摇滚元老级乐队——ADO合作。ADO两名外国使馆雇员向他介绍了雷鬼、布鲁斯和爵士乐，

于是，崔健音乐中，拥有了更具张力的灵动节奏。

1988年“新时期十年金曲回顾”演唱会，崔健准备了新歌。

他伫立追光灯下，双眼一抹殷红。

浑厚哀伤的嗓音唱出：“那天是你用一块红布，蒙住我双眼也蒙住了天。”

曲终，崔健摘下红布，狠狠扔在地上，离开舞台。

这首新歌，是经典的《一块红布》。

王朔说，自己第一次听到《一块红布》的时候“都快哭了，写得太透了。”

次年，《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发行。

这张专辑，本来几周就能够搞定，

力求完美的崔健，却录了整一年。

一个人一生会做很多事，到头来让自己满意的不会太多，往往因为太多时候是在问别人是否满意，而不是问自己。

专辑仅在四川一省便订出40万盘。

北展的同名演唱会门票一抢而空，

这也是他第一场个人大型演唱会。

中场休息，一位笑星扔下一句话：

“这不就是一群小流氓么？”

崔健听到，拿起话筒面对现场两千余名观众：

“刚才有人说我们是一群小流氓。如果这个人不感到可耻的话，那么我们觉得非常的光荣！”

全场欢声雷动！

散场以后，座椅被观众踩坏六十多张，

主管单位一再强令现场不准出售啤酒，

所以，地上铺满了厚厚的一层可乐罐。

1989年5月19日，崔健与乐队在天安门献演。

演唱了《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像一把刀子》《一块红布》《从头再来》等歌曲。

广大观众深受鼓舞……

1989年7月，为亚运会集资，崔健策划首次摇滚全国大巡演，通过各方斡旋，他终于获得这次全国巡演的机会。

1990年1月28日，《从头再来》崔健北京演唱会拉开序幕。

首站，北京工人体育场。

随着崔健一句“大家准备好了吗？”

成千上万双手，随着节奏一起挥舞，

人们眼含热泪唱完了《一无所有》。

工体的空气，随着他的嘶吼，剧烈燃烧。

3月，新长征路上的摇滚——为第11届亚运会集资义演正式开始。

这是崔健影响最大的巡演，甚至被认为“中国迄今最成功的摇滚乐巡演”。

崔健踏上了四个城市的舞台——郑州、成都、武汉和西安。

郑州，当《一块红布》曲调响起，全场人点亮打火机，燃烧着他们全部的激情；

成都，姑娘唐蕾冲上舞台狂吻崔健。

她后来成为著名的“成都摇滚教母”，专门资助新生摇滚乐队演出；

西安，女大学生闫凯艳，看完崔健演唱会后不久，毅然退学，考上了艺术学院。

如今，她叫做闫妮。

若不是崔健，她不会下决心走上艺术道路，

也就没有电视剧《武林外传》中的佟湘玉……

4月12日，崔健团队回北京休整。

没几天接到通知：演出被叫停。

而在这之前，便早有人赶到成都，

专门给崔健传达过“三条精神”：

1.不准说煽动性的话语；

2.演出过程不要下舞台；

3.不要让观众们站起来。

叫停后，原定包含上海在内的其他五站，未能成行。盈利所得以征税名义被扣。

此后十余年，崔健在北京的演出，

要么因故取消，要么拿不到批文。

对无法在北京开唱，崔健从没公开抱怨过。

他，只会默默地用自己的作品和实力说话：

1991年，崔健第二张专辑《解决》发行；

专辑一经推出，《解决》《一块红布》《这儿的空间》《快让我在雪地上撒点野》等歌曲，立即产生强烈反响，并成为传唱甚广的代表作。

其中，《像一把刀子》《最后一枪》，未印歌词。

独立制作MTV《快让我在这雪地上撒点儿野》，在美国荣获三大音乐奖之一“观众最喜爱亚洲歌手奖”，这个奖项，是首次为亚洲地区设立。

1992年，赵健伟长篇纪实文学《崔健：在一无所有中呐喊》出版；

1993年，崔健与第六代导演张元合拍了实验性影片《北京杂种》；

1994年，崔健第三张专辑《红旗下的蛋》发行；

专辑音乐更趋爵士风格，并加入大量民乐打击乐。

标题曲《红旗下的蛋》和《飞了》，是崔健音乐风格向说唱衍变的显著体现。

由于某些原因，这张专辑刚刚上市就被停止销售。

1995年，崔健美国巡演，这也是中国大陆歌手首次在美国举办个人巡回演出；

1996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谢冕、钱理群主编《百年中国文学经典》出版；

崔健《一无所有》《这儿的空间》，获选入第七卷（1979-1989）“诗”类。

1997年，崔健发行单曲《超越那一天》，后被收录入《七月一日生》合辑；

1998年，崔健第四张专辑《无能的力量》发行；

专辑是前卫数码摇滚，与他从前作品迥然不同。

音乐风格更为明显地显现出说唱及电子乐影响。

《混子》成为90年代青年人的真实写照。《无能的力量》《时代的晚上》《春节》则透露出世纪末情结，描述出世纪末剧变的国内社会经济状况。

全年演出十四场。

1999年，崔健重新发行他的第一张专辑《新长征路上的摇滚》；

全年演出二十二场。

2000年，崔健《1986-1996十年精选》发行；

2001年，崔健接到美国第43届格莱美音乐奖颁奖典礼邀请，但因“个人原因”未能成行；

同年，他与张元、曹诚渊策划两年的现代摇滚舞剧《给你一点颜色》在香港首演。

俞钟导演《我的兄弟姐妹》中，崔健饰演一位身为音乐老师的父亲。

该片创下当年国产片最高票房纪录。

缺少网络的九十年代，崔健近乎绝缘大众。

进入新世纪以后，对他的封杀才逐渐松动，

市场不再封杀他了，崔健却开始封杀市场：

因为电视台和商演场地所提供的设备太差，

导致呈现的音乐效果根本达不到他的要求，

崔健干脆就推掉了各方面的邀请，

数量大约占全国演出的四分之一。

既然不能呈现最好的自己，那就绝不凑合，

崔健真正在乎的，还是艺术上的“真”字。

2002年8月7日，崔健发起真唱运动；

北京CD酒吧，众目睽睽之下。

传言与崔健不合的罗大佑，向他敬军礼。带头签名。

这一天的意义，不亚于他当年吼出的《一无所有》。

——中国摇滚第一人，打响了消灭假唱第一枪。

他犹如道破皇帝新衣的小孩，成为某些圈内人公敌。

“崔健老了，自我炒作”的舆论甚嚣尘上。

倔强的崔健并未退缩，全国巡演，一站站宣传真唱。

他之所以在“真唱”上下功夫，

一方面是觉得唯有真才是音乐；

崔健无数次地在接受采访时说：

“艺术的真实是不能妥协的，这不是一个高不可攀的标准，而该成为一个不能逾越的底线。”

一方面则是出于对自身的领悟：

“艺人在很多人心中，就是个宠物群体。很多人并不把他们当成独立的灵魂，我不想成为宠物。真，才是人。”

他用十年时间，坚持真唱运动。终于使真唱成为社会普通认可的准则。

同年8月17日，崔健策划中国首届户外摇滚音乐节——丽江雪山音乐节。

开创了中国有史以来举行户外音乐节的先例。

2003年，崔健参加广州 “时代的晚上”音乐节演出，这是中国首届新年摇滚音乐节；

2004年，崔健被列入“福布斯2004中国名人榜”第51位；

同年8月8日，崔健参加宁夏银川贺兰山“中国摇滚的光辉道路”大型音乐节。

当年国内最顶尖的十八支乐队及音乐人集聚贺兰山，为摇滚乐迷献上了当时全国最大规模的摇滚演出。

彼时还青涩的李志，这样描写老崔的演出：

“他完全不顾观众中举着的他的巨大的年轻时的标准画像，完全不顾一条写着‘红四方面军八分队’的旗帜。完全不顾大家震耳欲聋的呼喊。一首一首的新歌在唱。虽然我觉得他的新歌也不错。”

2005年，崔健发行专辑《给你一点颜色》；

专辑主题，分为红色、黄色、蓝色。

蓝色是专辑的最重要主题。

《蓝色骨头》可以说是整张专辑的主题歌：

“红色、黄色和蓝色，分别代表人的心、身体和智慧。如今这三个颜色统统被泥土盖了起来，就像眼前这个社会，大酱缸。多年的政治运动使人们厌倦了红色，周围黄色的肉体已经把灵魂埋没，只有扭曲一下我自己，抬头看看上面，原来是少有的一片蓝蓝的天空。”

9月24日，崔健在北京首都体育馆举办“阳光下的梦”个人演唱会。

多年来的“封杀”状态彻底解除。

当年的歌迷走进熟悉的场馆，

再次听他唱起《一无所有》，

有的人动容，有的人沉默。

时间，早就匆匆逝去，

青春，已经不再回来。

同年，京文唱片发行中国首张真正意义的致敬专辑《谁是崔健》。

2006年，崔健成为美国摇滚杂志《滚石》中文版创刊号封面人物；

同年，他执导了自己的第一部短篇电影作品《修复处女膜年代》。

2007年，崔健参加湖南卫视《超级歌会》，奥运倒计时500天庆典；

2008年1月5日，崔健时隔二十年，举办工体“时代的晚上”演唱会；

同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地震。

5月22日，崔健发起“超越那一天”赈灾义演，并首唱为地震写的新歌《光的背面》。

活动全部收入，均通过中华慈善总会捐往灾区。

2009年，崔健执导电影《成都，我爱你》中的“未来篇”，该片受邀成为威尼斯电影节闭幕电影；

2010年12月31日-2011年1月1日，崔健与北京交响乐团合作，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行两场“摇滚交响演唱会”；

86人编制交响乐队的渲染下，崔健以“摇滚乐+交响乐”方式演绎了自己的新老作品。

这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合作，是全亚洲首次以“摇滚乐+交响乐”为主题进行跨界尝试。

摇滚乐队四五人规模，一首歌就需若干天磨合；

这一次的“摇滚交响”，则是接近百人的合作。

崔健说：“北京交响乐团这80多人不是来为我伴奏的，他们同样是这次表演和创作的主角。”

歌曲选择方面，第一首便是带着“去你妈的”的《宽容》，

老崔依旧率真任性，丝毫不输年轻时代。

2012年，崔健参与深圳卫视《年代秀》的录制，这是他电视娱乐节目的首秀；

同年，“蓝色骨头”巡回演唱会启动。

2013年，崔健执导了他的第一部故事片电影《蓝色骨头》；

该片在第八届罗马电影节斩获“评委会特别奖”。

这也是他第一次以导演的身份出现在国际电影节红地毯上。

2014年，冯小刚曾邀请崔健参加春晚，唱的还是那首《一无所有》；

由于歌词内容过于消极，官方提出修改歌词的要求，他给出的回应是——

离开。

同年10月17日，《蓝色骨头》内地上映，

首日票房即200多万，单日票房榜第5名。

2015年，崔健受邀参加东方卫视《中国之星》发布会，任“巨星推荐人”；

同年12月25日，崔健推出专辑《光冻》。

专辑褒贬不一，但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

崔健所有作品，都在不断寻求自我突破，

崔健所有作品，都是需要时间来认识的。

《新长征路上的摇滚》之后的每张专辑，

都是几年甚至十几年后，才被人们恍然大悟感慨：

“原来，老崔早就这样做音乐，这样写歌词了。”

他并没有野心代表别人，只是真诚地表达了自己。

2016年2月6日，《中国之星》年度总决赛，崔健战队选择歌曲《光冻》；

同年3月23日，《光冻》获得内地最佳国语专辑。

9月30日，崔健再次踏上工体的舞台，举行“滚动三十”巡演首演。

他说：“这不是一场服务性的演出，而是表达性的。在你们喜欢和我自己喜欢的作品之间，我还是选择唱自己偏爱的。”

这一年，也是中国摇滚三十年。

2017年，崔健推出专辑《摇滚交响音乐会》；

2018年，崔健仍奔波在各大音乐节，为振兴摇滚乐付出实打实的努力……

崔健重回首体那年，《超级女声》引发收视狂潮，

一个新的时代偶像，凭借三百五十万张选票诞生。

老崔的愤怒，摇滚的批判，似乎都已不再重要。

摇滚乐未能如人们预想，绽开绚烂的花朵，

一个崭新的，娱乐至死的时代却悄然来临……

崔健喊来“七合板”的老朋友杨乐，

曾经担任专辑制作的“子曰乐队”，

拼尽气力，为中国摇滚摇旗呐喊，

然而，终究逃不过《中国之星》低迷的结局。

“滚动三十”演唱会上，崔健说：

“大家站起来吧，坐着听摇滚多累啊！”

台下响应寥寥，使这句话充满无能的力量，

再没有多少人，能够像当年那样狂热呼应。

这些年来，很多人都变得越来越“聪明”，

他们谈起崔健会说：

“丫早就不是当初的崔健了”“新歌难听”“老顽固还活在过去”……

他们挥舞着五颜六色的旗帜，穿梭于各种音乐节，

手比金属礼，嚷着“躁起来”……

只是再也不见真诚的热泪，再也没有深邃的思考。

精神没了，粮食就是口饭。

解放思想前提是有思想，不然解放出的都是欲望。

崔健，更像一个老战士该有的样子，

他用颤抖的双手，对抗着整个世界。

这个轻佻时代，流量偶像你方唱罢他登场，

还好，老崔还没到提起来没人认识的地步。

老崔是难以单纯定义为“摇滚歌手”的。

他是自由音乐人，剧变记录者，

心灵的描摹师，时代的介错人。

他的歌词，开创并标示了汉语新高度；

他的写作，直击中国社会文化命门穴。

他藉红布蒙着眼，始终站在我们身后。

老崔大概会困惑，“美丽新世界”太浅薄，所以他无用武之地。

不过，他看尽眼前楚剑吴钩，从来平生未低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