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中国摇滚封神之年

1994年12月17日，不到半个月，这一年就结束了。

那个自建成以来负责让偶像明星发光发热的香港红磡体育馆，今晚依旧座无虚席。只是，今天在红馆上演的“摇滚中国乐势力”演唱会，跟过去所有的红馆演出相比，风格相差甚远。

但，观众的反应比以往热烈得不止一点点。

“香港的姑娘们，你们漂亮吗？”

身着海魂衫、脖子上系着红领巾的北京小伙何勇在舞台上一边弹着吉他，一边活蹦乱跳。一曲《姑娘，漂亮》，向香港的姑娘们问好。

▲演出中的何勇。图源：网络

红馆的观众都激动疯了。疯了将近三个半小时。

他们手里没有荧光棒和哨子，用了最原始的方式——挥手、顿足、吼叫和撕衣来表达自己。这个从来不让观众站起来的场馆，压不住观众的激情。

是夜，不眠。

隔天，港台媒体以空前的版面报道了这场演出：“摇滚灵魂，震爆香江”“红磡，很中国”……

一夜疯狂过后，人们久久地没有回过神来，大家不约而同地提出了一个问题：“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1980年代，北京工人体育馆里的足球赛，当中国队从0：2到4：2反败为胜，观众群情激昂，纷纷跑向天安门广场。大家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唱起了《大海航行靠舵手》《东方红》，表达那些难以言说的激动。

人群里有位叫侯牧人的音乐人，却显得有些冷静。听到这些红了快20年的歌，他脑海里只有一个想法：

“我要找一种音乐，在广场里，在这种时候能唱的。我不知道这样的音乐叫什么，（但）世界上肯定有……”

▲纪录片《老摇滚》中的侯牧人。图源：网络

“后来我知道，这个是摇滚。”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大陆开始源源不断地去吸收外面的养料，港台流行乐是第一波唤醒人们情感的声音。

只是，这过程有些波折。最初，传入的流行乐与社会节奏仍不合拍，官方将这些流行乐定为“靡靡之音”，进行批判。

当邓丽君重新演绎《何日君再来》，引发了官方对这首产生于1937年歌曲的新一轮批判，《“抢救”历史》（刘孟洪）、《幸存者有责任讲实话》（黎莉莉）等文章相继在《北京晚报》上发表，为这首流行乐进行辩护。

刘孟洪说，“讲真话，需要勇气”。

那个年代，在中国大陆，原创音乐的土壤尚未生成，但一种追求“真实”的精神，作为人类本能，已经势不可挡地成长起来。

在这个逐步自由的时代，人们的关注点开始离开集体，聚焦个人。

而个人觉醒的第一声呐喊，来自《一无所有》。

1986年5月9日，崔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演唱《一无所有》，这是摇滚乐在中国大陆的第一次公开演出。这股名为“中国摇滚乐”的生猛的新文化力量，强势地闯入大众的精神生活当中。

我曾经问个不休

你何时跟我走

可你却总是笑我

一无所有

人们胸中被压抑许久的小兽，被唤醒了。

尤其是年轻人。

他们深受“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的影响，他们在记录自己的同时，记录的也是这个时代。

▲演出中的崔健。图源：网络

黑豹乐队、唐朝乐队、面孔乐队等大大小小的乐队开始成立起来，圈里100多个年轻人来来回回可以组成很多个乐队，用不同的玩法演绎着各种风格的摇滚歌曲。

中国摇滚乐正以一种整体向上的趋势蓬勃发展着。

1989年，崔健发表《新长征路上的摇滚》，中国第一张真正意义上的摇滚乐专辑诞生了。

两年后，来自台湾滚石唱片的张培仁在对北京摇滚圈进行了长达两年的近距离考察后，心中产生了“巨大的梦想”。

于是，1991年，张培仁拉上贾敏恕，在北京创立了隶属台湾滚石的魔岩文化（后更名为魔岩唱片），创立大陆摇滚乐厂牌中国火，做出了一张“能代表当时中国摇滚乐水平”的专辑，名为《中国火Ⅰ》。

他们要用商业的方式做好中国摇滚乐。

紧随其后的几年，中国摇滚乐的发展尚算顺利，也终于在1994年，迎来了自己的高潮。

摇滚乐先锋崔健，这一年推出了又一张先锋专辑《红旗下的蛋》。

两年前已签约红星生产社的郑钧，终于发表了自己的首张专辑《赤裸裸》，里面的《回到拉萨》《灰姑娘》至今仍是口耳相传的经典作品。

比郑钧小一岁的老乡许巍，尽管飞乐队在成都、银川的演出十分瞩目，大受欢迎，但还是逃不开解散的命运。他带着作品坐上了前往北京的火车，凭借过人的才华受到了红星生产社的青睐，合作后推出的《两天》与《飞鸟》，红遍大江南北。

▲许巍旧照。图源：网络

如今致力于上头条的汪峰，则是刚刚组建乐队鲍家街43号，他带这支乐队承包了话剧《浮士德》的全部音乐创作和配乐演奏。

最重要的是，这一年，魔岩文化签下了窦唯、何勇和张楚，分别出品了《黑梦》《垃圾场》和《孤独的人是可耻的》三张专辑，里面装满了只有在这片土地上才能发生的故事和情感。

推出后，三人名气大涨，被合称为“魔岩三杰”，成为了中国摇滚史上，也是中国流行乐史上的重要符号。

▲魔岩三杰合照。图源：网络

直至1994年年末，香港红磡里的“摇滚中国乐势力”，给世人带来了高潮中的高潮。

1994年12月17日，张培仁带着“魔岩三杰”和唐朝乐队等37个人来到香港。

来香港前，何勇在采访中一句“四大天王就是小丑，张学友还可以吧。天王？是托塔李天王吗？”这样的“狂语”引发香港乐坛粉丝的不满，甚至有人因此撕毁了演出海报、广告。香港的听众们，包括乐坛同行，对何勇，以及这样的中国摇滚音乐人产生了极大的好奇心。

进场的观众，一些是送票来的，一些是为看热闹而来的，还有一些是像王菲、吕方、卢冠廷、邱礼涛和杜可风这样的文娱领域工作者，同行或半个同行，都来了。

大家都没有想到，台上这些“牛鬼蛇神”竟然让他们不自觉地站起来，沸腾了。

身着黑色西装，内敛克制的窦唯一遍遍地“问”：“幸福在哪里？”

安静忧郁的张楚则轻轻诉说：“可耻的人，他们反对生命反对无聊。”

张扬不羁的何勇开唱《钟鼓楼》前，一句“三弦演奏，何玉生，我的父亲”成为了摇滚乐舞台上的经典一幕，后边用一句北京话向所有人问好：“吃了吗？”

长发飘飘的唐朝乐队“燥”动全场：“每个人都曾渴望成为飞行的鸟……自由在大地上空飞扬。”

对于当时那些热烈非凡的反馈，参与这场演唱会的所有台前幕后的工作人员都觉得很感动。

张培仁说，也许，这都是因为在香港。

▲1994红磡演唱会现场，观众们忍不住起身、鼓掌。图源：录像截图

“人们极力在表象中汲取娱乐的养分，而忽略真实的力量，来自岛屿的文化现象，正以极快的速度席卷所有中国人的地方，浅薄正在取代深刻，简单正在取代丰厚，虚假正在取代真实……”张培仁点出了这片华人娱乐工业中心的致命弱点。

张楚认为，是人性共通的东西打动了观众。

这便是“真实”的力量。

这场由内地、香港、台湾三地的音乐工作者共同打造的摇滚乐盛宴，张培仁认为，它向所有观众证明了：“来自丰厚大地母亲的文化养分，能够让人产生新的视野和想象。”

其实，1994年大陆乐坛令人难忘的何止摇滚乐？

像《同桌的你》《睡在上铺的兄弟》这样的校园民谣开始流行，像毛宁、杨钰莹这样的流行歌手大受欢迎……

▲杨钰莹旧照。图源：网络

有人曾这样评价流行乐井喷的94年乐坛：“无数的资金洪水般涌入流行乐坛，把这个刚刚兴起的行业恶捧成一轮明日。”

但只有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的中国摇滚乐，1994年的红磡演唱会，至今仍被几代人津津乐道，成为了一道特别的、里程碑式的文化记忆。

张培仁谈起90年代，他说：“那是在中国人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理想主义的十年。”

▲纪录片中的张培仁。图源：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