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军用运输机运-20的研制纪实

引子：阎良醉了

2013年1月26日，农历腊月十五。

西安市阎良区，晴，最高气温13摄氏度，最低气温-2摄氏度，西风2～3级。

今天，大运飞机首飞。

天还没亮，西飞试飞站的同志们就起来了。早餐很简单，每人一个馒头一碗粥一个鸡蛋，还有一小盘咸菜。吃罢早餐，他们匆匆赶往大运的停机坪。

唐长红天一大早就在院子里踱步，一遍遍梳理着首飞前的各种事项，不断问自己：还有什么地方没有做到位？

高玉伟照顾完孩子，对着梳妆镜打扮起来，她换上了一件红色毛衣，仔细盘好头发，抹上口红，又拿起好久未用的眉笔。一旁的老公揶揄道：“别打扮了，没用，穿上工装就是个中性人。”高玉伟嫣然一笑：“今天是大喜的日子，结婚时没怎么打扮，还不兴人家补上一回啊！”

李素兰师傅也起得很早，在老公的遗像前烧了三炷香，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喃喃道：“今天首飞，我代你去看看……”

整个上午试飞站的同志都在忙碌，通电，开车，检查机上设备，擦拭飞机。

中午，一飞院、西飞、试飞院以及其他单位足有几千人来到机场，在跑道一侧坐定。他们都穿着中航工业深蓝色的工装，远远望去黑压压的，像一片茂密的松林。有的很兴奋，脸上盛开着灿烂的笑容。有的很沉静，静静地等待那个时刻的到来。不同专业、不同岗位上的年轻人难得聚到一起，眉飞色舞地谈论着什么。

空军试飞团首席试飞组在团长邓友明大校率领下，列队走向停机坪。

空中飞来两架专机落在了跑道上，那是从北京专程来观摩首飞的首长。

2013年1月26日，由航空工业自主研制的大型多用途运输机——运20在西安阎良首飞成功。此次试飞历时1小时，1架歼11B为其伴飞。

13点55分，现场气氛一片严肃。

研制现场总指挥、西飞总经理唐军迈着军人步伐走到时任航空工业集团公司副总经理耿汝光面前，报告：“耿汝光同志，申请放飞，请您指示。”

耿汝光发出指令：“同意大型运输机，按批次试验大纲首飞！”

13点56分，伴飞的一架歼11飞机起飞。同时，大运开车，巨大的轰鸣声震耳欲聋。

14点00分，大运滑向起飞线，稍停片刻，开大车，起步，加速，抬前轮，主起落架离地，漂亮！完美起飞。

随即，飞机做了一个低空盘旋，向首长和大运人致敬。

现场爆发出雷鸣般的欢呼声。

飞机远去，消失在人们的视线里。指挥席上，老总们全神贯注盯着监控屏幕，直到扩音器里传来邓友明大校的声音：“飞行状况良好，一切正常！”他们的心才稍稍放下。

14点48分，大运又回到机场上空，这次它来了个低空通场，边通场边摇晃机翼——这是空军礼节。

人群中再一次爆发出热烈的欢呼声。人群开始向跑道移动，10米、20米、30米……突破了限制线来到跑道边。

15点00分，大运稳稳地降落到跑道上，减速，停稳。

现场气氛达到了高潮。

娇小的高玉伟雀跃着奔向大运停机位，老公看着妻子的背影，傻傻地笑着。

李素兰独自坐在那里，两行清泪默默地涌出了眼眶。

唐长红面对记者的采访，竟一时说不出话来……

这注定是一个狂欢之夜。一飞院、西飞，阎良小城所有的航空单位都在开庆祝宴。大街小巷里的大饭店、小酒馆无不张灯结彩，“为庆祝大运首飞，本店八折”“本店六折”“本店五折”……阎良人醉了！

唐长红倒是没喝高，晚上回家躺在床上却怎么也无法入眠，两千个日日夜夜像“过电影”浮现在他眼前…… 

第一章  出征

研制大运是国家意志，再苦再难，我们也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成功！

——大运项目行政总指挥·耿汝光 

雨夜赴京

2007年夏天，唐长红正带领试飞团队在新疆，进行一次重点科目的试飞。7月末的一天上午，他接到来自北京的电话，要求他和几位院领导即刻赶赴北京，参加翌日召开的大型运输机研制动员部署会。

唐长红他们马不停蹄地赶到乌鲁木齐地窝堡机场，坐上了飞往北京的航班。

还好，正点起飞。

飞机在平流层之上平稳地飞行着，一座座小山般的云朵从舷窗外闪过，唐长红的心情愈发不平静起来，一股出征的豪情油然而生。他想起中学时学过的两句诗：“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

唐长红看了一下手表，按照时刻表应该飞抵北京上空了，可为什么没有下降高度？

“各位旅客，北京地区有强降雨，首都机场无法降落，周边机场也无法降落，本次航班将备降在沈阳桃仙机场。给您带来的不便……”

好吧，沈阳就沈阳，落了地整辆车连夜赴京，只要别误开会就行。

飞机抵达沈阳已是傍晚时分。唐长红他们草草扒拉了几口饭，坐上汽车向北京进发。

车子一出沈阳狂风暴雨就迎面而至。道道闪电在漆黑的夜空中划过，声声炸雷震耳欲聋，狂风咆哮着卷起一股股雨水砸向车顶、车门，车灯照出去是一片白惨惨的反光，刮雨器的转速已经开到最大，疯狂地摆来摆去……

“唐总，咱们是不是先到服务区避一避？”司机问。

“不！就是爬也要爬到北京！”车上的人几乎异口同声地说。

这是一次雨中行军，车外电闪雷鸣、狂风骤雨，车内心潮澎湃、热血沸腾。

谁都没有一丝困意，每个人都只想着两个字：北京。

司机感受到了什么，他拿了一张CD碟片放进播放器。

低沉而雄浑的旋律，立刻回荡在车厢里：

“起来，巨大的国家，做决死斗争……让高贵的愤怒，像波浪翻滚，进行人民的战争，神圣的战争！”

车里人都知道，这是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经典歌曲《神圣战争》。雄浑的旋律与车外电闪雷鸣交相呼应，大家不由自主地跟着唱了起来。

是的，一场神圣战争即将开始。

经过一夜雨中行军，他们终于赶到北京。但还是晚了，他们到达会场的时候，会议已经开始一会儿了。

看到这一行人疲惫地走进会场，坐在主席台中央的军委首长，示意会议先停一下。对唐长红他们说：“你们辛苦了。”“刚才宣布了任命，唐长红你被任命为大运的总设计师。”

将军走下主席台，“来，我跟设计师合个影。”

合影完毕，将军面向大家说：“这是我任内争取的最后一个大项目，它像一块石头一直压在我心头，现在好了，终于立项了。我不一定能看到它装备部队，但是，在座的各位一定能看到它飞起来、装备部队。”

“哗——!”一片掌声。

老首长的一席话，是一位老军人的肺腑之言，同时也反映了全军将士的心声。

这一天，全军将士盼了几十年，航空人也盼了几十年。

一颗种子，播在了心田

1980年，中国改革开放的春天，春草吐绿，乍暖还寒。

这一年发生了一件震动航空界的事件：运10首飞。9月26日，运10在上海大场机场进行了首次试飞，绕场两周后着陆。

“校园里大路两旁，有一排年轻的白杨，早晨你披着彩霞，傍晚你吻着夕阳……”唐长红当时是西北工业大学的学生，运10首飞的消息让他和同学们无比振奋。

干中国的大飞机！一个梦想就这样种在了唐长红的心田。

谁都知道，运10后来下马了。为什么会这样——飞机上天、型号下马？一个国家要搞大飞机，必须同时满足国家战略、工业基础和经济实力三大条件，实事求是地讲，上世纪80年代搞大飞机，我们的综合国力和工业基础还不足以支撑其实际使用和后续发展。运10注定是一次悲壮的探索。

接下来，航空工业经历了一段令人窒息的萧条期，军品订货锐减，许多单位连工资都发不出来，不少人选择了离开。唐长红没有选择离开，他选择了“充电”——到北航读研究生。他心中的那颗种子等待着发芽。

河出伏流，一泻汪洋，改革开放让中国社会发展进入了快车道，综合国力快速提升，每个人都感受到了生活的变化。

20xx年x月，20多位院士向中央上书，希望国家研制大型飞机，发展大飞机产业。报刊杂志纷纷发表文章，呼唤中国的大飞机。门户网站开设了“大飞机论坛”，人气指数颇高。大飞机，被寄托了强烈而复杂的民族感情。研制大飞机，是民心所向。

种子发芽需要一个休眠期，唐长红心中的那颗种子居然等待了二十多年。

二十多年，也是一代人的时间。女硕士高玉伟生于1983年，相当于唐长红的晚辈，她对大飞机没有特别复杂的情愫，但却一见钟情。

2007年夏天，她从西工大毕业，和男朋友一起来到阎良一飞院。初到一飞院，高玉伟逢人便说：

“我们就是奔着大飞机来的。”

“我从小就想干大事，干那些全国人民都看得见的事儿。”

“阎良小吗？我不嫌它小，小地方能干大事。”

是的，阎良不大，但确实是一个干大事的地方。

阎良是一座航空城，被誉为“中国的西雅图”。区内有飞行试验研究院、第一飞机设计研究院、西安飞机工业集团公司、飞机强度研究所等大型航空企事业单位。中国的多种军民用飞机都是从这里飞上蓝天的。毫不夸张地说，阎良是中国航空气息最浓烈的地方，阎良的几大家都以军号作为作息号令，嘹亮的军号声时刻提醒外来的人们——“你到了一个非常之地”。

在大运的故事中，阎良的这航空几大家都是角儿。

高玉伟来到一飞院，正赶上大运立项，她和男朋友草草结了个婚，便投入到昏晨相接的大运攻坚战斗中，后来她成了全线闻名的人物。

“压力山大”

2007年，一个网络新词——“压力山大”迅速流行开来。此时大运线上的人们切实体会到了这个新词，压力山大！

这年8月，一个由项目主要负责人参加的高层会议，已经开了几天。

服务员小曹为会议服务，当她推开会议室房门为与会者换茶水的时候，只见屋内一片烟雾，浓烈的烟草气息扑面而来，一下子把她呛了个趔趄，喀、喀、喀地咳嗽起来。

“指挥官”们身上的担子太重了，面对前所未有的困难，他们倍感压力山大。

“我们将要研制的飞机，要从数十吨一下子跨越到200吨级，技术难度不是增加了几倍，而是增加了一个数量级。”

“航空界有规矩，新机新成品的比例不能超过30%，而大运的新成品超过了90%，这些新品除了原理有所继承外，几乎没有什么继承性，技术风险怎么控制？”

“我们统计了，大运需要的新材料都是国内空白啊。”

“大运不同于大客，大客可以搞全球供应链，可以买、可以合作，大运可不行，花多少钱人家也不卖给咱。”

“研制周期太紧了，美国C-17从方案确定到首飞用了14年，俄罗斯的伊尔-76用了大约11年，欧洲的A400M至今8年过去了还没飞起来，我们要用5年多的时间实现首飞，如何保证‘后墙不倒’？这才是最关键的。”

“还有人才呢，波音、空客设计团队就达三千人，现在一飞院的设计人员千余人，其中缺乏经验的年轻人占到半数以上，而且还要兼顾其他型号。”

在大运人面前，横亘着三座大山：

第一座大山——能力。飞机重量跨越到200吨级，需要研发能力提升一个层次，如何提升？必须攻克“六大关键技术”、“两大难点项目”、400多道技术难关。

第二座大山——时间。研制周期仅为国外同类飞机的一半，各项工作节点精确到天，每个节点都是“脚打屁股”，任何一个重大节点保不住都可能导致“后墙崩塌”。

第三座大山——壁垒。在大飞机领域，美国、欧盟甚至俄国早就给中国人织好了一张大网，处处封锁，无论是关键技术，还是原材料、制成品，一概对我们说“No”。中国人要想登上顶峰，必须从山脚下一步步爬起。

“研制大运是国家意志，再苦再难，我们也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成功！”耿汝光一脸严肃地看着大家，“大运项目不仅是对航空工业的一次‘大考’，也是对整个国家工业能力、创新能力的一次‘大考’。我们没有退路，拼了！”

大军团体系

就这样，面对崔嵬嶙峋的三座大山，航空人开始了一次伟大的出征。

迎接他们的是一次“大军团作战”，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大军团体系。

行政总指挥系统：负责项目的组织指挥，计划协调，人员、经费、物资保障等工作。

总设计师系统：由各级设计师组成的跨建制、跨部门的技术指挥系统。总设计师单位由一飞院担纲，唐长红任总设计师。

总制造师系统：鉴于大运制造、装配工程量巨大，诸多事项需要总装厂协调，大运项目特别设立了总制造师系统，总制造师单位由西飞担纲，西飞总工程师何胜强任总制造师。

总质量师系统：这是一个跨部门、跨建制的型号质量保证机构，一飞院时任副院长罗延生任总质量师。

研制现场指挥部：相当于“前敌指挥部”，负责研制现场的组织领导工作，按照研制节点，先后分别由总设计师单位（一飞院院长方玉峰、李守泽先后担任）、总制造师单位（西飞总经理唐军、何胜强先后担任）。

大运办”：解放军总装备部、国防科工委、空军、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一飞院、西飞均设“大运办”，各级大运办“一竿子插到底”，保证政令和信息的畅通。

大运项目工程浩大，过去的“一所一厂”（一个设计所和一个总装厂）模式已不适用，故采取“一院六厂”模式。“一院六厂”是大运项目研制的基干力量。

除了“一院六厂”，还有更多更多的研究所、制造厂、公司、大学，为大运提供机载设备、制成品、原材料、元器件以及技术支持。

大运的大军团体系呈“金字塔”分布。在这个“金字塔”上，第一层次是“一院六厂”相当于总承包商；第二层次，也就是分系统/部件转包商，计有200家左右；第三层次，即零部件/原材料供应商，数量极为庞大，居然达到上千家。

都说大运哪儿都大，飞机体量大，工程规模大，覆盖范围大，技术难度大，技术跨度大……就连开会的规模也特别大，别的二十个人的会，大运得上百人，吃饭的时候，盛米饭的盆子也比别的大几号。

这上千家单位、几十万人，组成了一个庞大的交响乐团，都要跟着“两总”系统的指挥棒演奏各自的乐段，蔚为壮观！

只能靠自己

就在大运队伍出征的同时，中国另一支队伍也进行了一次远征。

2007年8月，上海合作组织“和平使命——2007”联合反恐演习，在俄罗斯车里雅宾斯克进入实兵合练阶段，中国出动了1600名士兵和8架“飞豹”战机参加军演，同时还出动了几架伊尔-76运输机保障部队机动。演习取得圆满成功，我军的表现可圈可点。但也暴露出了一个重大缺陷——我军远程投送能力太弱！1600人、8架战机，仅相当于一个团的兵力！

而当时美国、俄罗斯的空中战略投送能力又怎样呢？美军拥有战略运输机499架，每天8000万吨公里的运输能力，俄军战略运输机369架，他们都能够在一个波次内将几个重装旅投送到5000千米之外。

当今时代，大型运输机是保证军队远程机动、快速机动的根本所在。而我军由于缺乏大型运输机，远程机动能力受到极大限制。

在信息时代，空中预警机、空中加油机、大型电子战飞机被称作“军事力量的倍增器”，属于“关键的少数”，这些关键装备都是由大型运输机改装而来的。日本有100架P-3C大型反潜巡逻机，而我们只能停留在个位数上……捉襟见肘，大飞机受制于人，无疑于给自己套上了一个战略枷锁。

“大运”这块短板，让我们在“大军”建设上处在了非常被动的境地！

为了加快项目进度，工程伊始决策者们确实想到过“走捷径”，也就是对乌合作。

前苏联的大飞机研制水平曾经执业界之牛耳，它有许多著名大飞机设计局，图波列夫、安东诺夫、伊留申等等，后来苏联解体了，安东诺夫设计局归乌克兰所有，其他的被俄罗斯继承。安东诺夫设计局大名鼎鼎，迄今世界上最大的运输机安-225就是出自他们之手，苏联解体后，安-70大型运输机依然在他们手中发展。

为寻求合作，耿汝光率领一个代表团访问了乌克兰安东诺夫设计局。

当对方了解到我们的项目发展目标后，感到整个项目无疑是天方夜谭，并打了一个十分粗俗的比喻：“生孩子需要十个月的时间，你就是一下子娶十个老婆，也不可能在一个月内给你生出一个孩子来。”

耿汝光当即回应：“火车已经开动，我们只考虑从哪站上车、哪站下车，从来没考虑过这辆火车如何停下来。”

在接下来的谈判中，对方以“没我你就干不成”的态度，提出了一揽子苛刻条件，耿汝光他们断然拒绝了。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

干中国的大飞机，只能靠我们自己。 

第二章  与时间赛跑

当玩儿了命也完不成任务时，只有创新！

——大运型号副总设计师·冯军 

集群冲锋

中国航空史上规模最大、难度最大的型号工程开始了。

这是注定一场艰苦的攻坚战，更是一场意志与挫折、智慧与困难的搏杀。

今日大运人面对的是三座大山——能力、时间、壁垒，这群现代愚公将如何移走这三座大山呢？

行政总指挥系统发出号令：全线实行“611”工作制——每周工作6天，每天工作11小时。

从那一刻起，各个研制现场每晚都灯火通明，一直亮到凌晨；从那一刻起，年轻的父母再也没有时间辅导孩子作业，深夜，他们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家，清晨，他们伴着雄鸡的晨啼起床，踏着晨露又进入阵地；从那一刻起，家里的老人担当起了料理家务、买菜做饭、送孙儿们上学的任务……新婚的高玉伟回到家与丈夫的问候也变成了一种程式：“节点保住了？”“保住了，你们呢？”“也保住了！”

传统的飞机研制是按照设计、试验、生产、改进的串行流程进行的，这种模式犹如一条索链，按时间顺序相衔接，这叫“按部就班”。按部就班无法满足大运的研制要求，必须采取“并行工程”。并行工程就是重新规划工作流程，让研保条件建设、设计、试验、生产、机载成品研制等工作同时展开，并在事先设置好的工程节点上汇合。

搞并行工程，最关键的是区分产品（设计）的技术成熟度，根据技术成熟度决定何时启动何种工作。当成熟度达到3级时，工厂工艺员参与联合协调定义；达到4级时，冻结工艺装备方案，启动材料采购和工艺设计；达到5级时，工装设备投产；达到6级时，发放生产数模，毛料投产；达到7级时，全面启动零件生产。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场面：在刚刚建成的厂房、试验室里，建筑工人在抹墙，装配工在安装设备，设计师在刚调试好的设备上做试验，工厂开始制作工装设备，采购员采购原材料……

大运之战是一次大军团作战，参研单位分布于全国各地，如何实现空间资源的优化？“两总”系统紧紧围绕着“统一”两字做文章，统一工作模式、统一工作标准、统一工作规范，实现了设计与制造系统的统一，制造师系统“六厂”之间的统一，主研单位与配套单位的统一，从而使几十万大运人拧成了一股绳。

“611”工作制、并行工程、异地协同，使大运项目从一开始发起的就是全线集群冲锋，是在广阔时空范围的“非线式”作战，不分前方与后方，每个大运人都是冲锋陷阵的战士。

管型号必须管思想

在大飞机领域我们是后来者，波音、空客是我们追赶的目标。与波音空客相比我们的优势在哪里？技术上没优势，能力上没优势，在经验上更近乎空白，我们唯一的优势是政治优势。什么是政治优势？就是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这是规律、也是经验，这条规律和经验对于央企和国家重大专项来说，不啻于箴言。道理很简单，因为“思想是行为的先导”，要想提升行为能力必须提高思想水平，所以，管型号必须管思想。

大运人意识到“党建、思想文化是重要的生产力”，因此，在构建型号工程体系的同时，同步构建起了型号党建思想政治工作体系，型号发展到什么阶段，党建思想政治工作就推进到什么阶段，实现党建思想政治工作与型号研制任务的深度融合。

发挥党委的政治核心作用、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强化理想信念，提高职工的责任感、使命感，把握舆论导向，做深入细致思想政治工作——这是大的原则；发挥党政工团齐抓共管的综合效用，实现党委工作360度覆盖，与业务板块360度对接，对员工提供360度关怀——这是具体要求。

思想是无形的，而思想的力量却是无敌的。此时的研制一线处处可见这样的场景：

蓝天下一面面红旗迎风飘扬，每一面旗帜上都写着几个大字——党员突击队。

共产党员们面对党旗庄严宣誓：创先争优，攻坚破难，用一流业绩为党旗增辉。

在一飞院倚天大道两旁、在西飞厂区，矗立起了一块块宣传板，上面写着优秀共产党员、党员突击队的先进事迹，张贴他们的照片，让大家学有榜样、行有方向、赶有目标。

院报、厂报俨然成了一张张战报，文采飞扬，战鼓铿锵。

在如火如荼的研制现场，在急难险重的任务面前，在艰苦攻关的关键时刻，总能看到共产党员的身影，他们在用行动告诉周围的人：“我是党员，向我看齐”“我是党员，跟我上！”

在设计室、在车间、在工段、在试验场，微型党课深入人心，大家分析问题，交流思想，开拓视野，彼此激励。

当职工遭遇家庭困难的时候，党组织又伸出温暖的手，从老人生病住院、买房租房，到孩子上学入托，党组织总能帮你排忧解难……

大敌当前，决战时刻，各级党组织对全线共产党员提出“四高”新要求——改革意识高于群众，创新能力高于群众，技术水平高于群众，工作业绩高于群众。

具有某种思维定势的读者也许会对此做法不屑一顾：“切，不就是‘洗脑’吗？”您错了！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任何一件史诗般的壮举都需要强大的精神动力，君不见，大运线上哪位先进模范不是共产党员？哪项急难险重任务不是由党员突击队完成的？

党的旗帜高高飘扬，把大运人的梦想带到了万里碧空。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当玩儿了命也完不成任务时，只有创新！”这是副总师冯军在一次会议上说过的一句话，颇有哲理。

设计师出身的唐长红，首先想到的是通过设计手段创新，来缩短研制周期。

飞机设计是一种关联度极高的科技活动，每一个设计要素更改，都需要所有专业做出响应，因此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局”、反复修改迭代的过程。一飞院在搞“飞豹”的时候，尽管其数字化设计水平已居国内翘楚，但要完成一次全机强度校核，还是需要几个月甚至半年的时间。如何加快研制进度？唐长红经过几天考虑，他下定了决心：要搞关联设计！

他把副总师冯军和信息系统所长刘看旺叫到了办公室。

“冯总、看旺，如果走常规路线肯定完不成任务，我们别无选择，必须使用先进设计工具。”唐长红看了他们一眼，“波音-787采用了关联设计技术，好象很厉害，能不能用到咱们这儿？”

刘看旺道：“您说的是‘在线关联设计技术’，我了解过，确实很厉害，在787研制中起到了很大作用，被波音定为十大创新技术，但封锁得很严。”

冯军：“这个技术这么有用，咱们就试一下。”

唐长红：“那好，成立一个攻关团队，这事一定要干成！”

第二天，关联设计攻关团队成立了，来自总体所、结构所、标准所、信息系统所的技术骨干坐到一起准备大干一场。但大家很快发现，从哪儿开始呀？我们只知道一些概念，对骨架模型、技术细节一概不知，要在短时间内构建全新的设计体系，简直是老虎吃天。

“就从机头试试吧”，有人提议，“先拿它摸索一下关联设计要素，再慢慢地形成体系”，众人觉得是个好主意。

可两个月过去了，结果却让人失望：没有办法让更多的专业参与协同设计，更改迭代速度也快不了多少。

这是怎么回事？唐长红又把冯、刘二人找来，说：“咱们使的劲儿好像落到棉花上了。我看还是换个思路，看看有没别的突破口。”

冯军：“机头结构不规则，不利于技术总结和提炼，用机翼验证怎么样？”

刘看旺：“我觉得失败原因还有一个，我们过多地专注于工具，轻视了对体系的研究。”

就这样，第二轮攻关开始了。经过几个月没白没黑的努力，终于得到了回报。

20xx年春节刚过，唐长红来到攻关组。设计员从容启动程序，用工具改变了机翼的气动外形，只见屏幕上的机翼结构“刷”的一下就都变成了红色，接着，机翼结构的零件逐个改变形状。好！更改信息实现了100%的传递，关联设计攻关获得初步成功。

唐长红鼓起掌来，说：“祝贺你们，你们干了一件大事。我还有个要求，尽快把机载系统也纳进来，这样就形成涵盖总体、气动、结构、机载系统的整机关联设计体系了。”

在线关联设计技术有多神奇？完成一次全机强度校核，由过去的几个月压缩到了几天！

唐长红后来感慨地说：“关联设计至少给型号研制抢回了八个月的时间。”

八个月啊！除了大幅度提高研制效率外，也使一飞院成为全球第二家掌握在线关联设计技术的单位。

绵阳历险

2008年春天，四川绵阳。

风洞试验进入了关键时刻，联合试验团队夜以继日地赶工期、做试验。

5月12日，他们像往常一样进入风洞试验室开始了一天的工作。试验按计划的“车次”进行着，大家有的在分析数据，有的在拍摄试验视频，有的在换装试件……突然，一种慑人心魄的声响直刺人的耳膜，紧接着地动山摇，整个人就像站在风浪中的小舢板上，怎么也站不住，只见试验室的天花板像下冰雹一样纷纷坠落，接下来是停电、机器停转，眼前一片黑暗，只有应急通道里的应急灯发出昏暗的光亮……

“不好，地震了！快跑……”

万幸，人都跑出来了，没有伤亡。

惊魂未定的人们，看到周围大山上一块块卡车大小的石头向下滚落，带起一股股黄色的尘烟，一座小山头居然被削去了一半，正缓缓地向下滑移。再回头看试验室，墙上出现了一道道骇人的裂缝，不断发出“嘎——嘎——”的声响……

“哎呀！数据还在里面，还有试验录像！”不知是谁大声喊道。

大家这才回过神来。

“要冲回去，一定要把数据抢出来！”几个人一边喊着一边向试验室冲。

“你们疯了！太危险！”在场的武警官兵把他们死死抱住。

这些参试者完全忘记了危险，他们苦苦哀求：“那些数据太珍贵了，那可是国家重大专项啊！”“几年的心血呀！同志，这些数据要是毁了，型号就没法往前走啦！”

在场的武警军官被他们无畏的气概打动了，冷静地说：“再等一下，再等一下，稳定了之后我一定派人把东西给你们抢出来。”

在余震间隙，几名战士陪着参试人员把数据抢了出来。

数据和录像完好无损，他们放心了。

接下来，在地震的恢复期里，在停电停水的艰苦环境中，他们顽强地完成了各项试验任务，保住一个关键节点。

破解“大麻烦”

大运之大，给设计师们带来了一系列“大麻烦”。

上世纪50年代，英国“彗星”式客机因方形舷窗出现疲劳裂纹，连续发生3起空中解体事故，震惊了世界。一个小小的舷窗竟能酿成机毁人亡的大祸，从一定意义上说，飞机的结构强度是关系安全的头等大事。

大运的“大麻烦”很多，机翼主承力盒段、复合材料大型结构件、后机身大开口、多轮多支柱起落架，如此等等。破解这些“大麻烦”，让大运人费尽了“洪荒之力”。

由于结构设计的高度复杂性和巨大工作量，使其成为型号全线保“后墙不倒”的关键。结构强度攻关进行得异常艰苦，团队几百号人从一个黎明到下一个黎明，从一个数模到下一个数模，足足鏖战了一千天。

还是跟着我的镜头看看他们攻关的场面吧：

——几张行军床，满是烟蒂的烟灰缸，几个喝完了的咖啡瓶，十来个蓬头垢面的“80后”，个个眼睛里都布满血丝，说话都是沙哑的……他们是后舱门锁机构的设计团队，由于试验中发生了锁机构卡滞故障，他们在寻找原因，这是第20天。

——静谧的设计室里，大家都在电脑前聚精会神地构建数模，一位将军来设计室视察，看到设计员高晓亮稚气未脱的样子，顿生爱怜之情，关切地问他：“每天这样画图，你烦不烦？”“忙！没时间烦。”高晓亮回答。

——技术研讨会已经开了近3个小时，副主任任海斌面色苍白，黄豆大的汗珠不断从额头上滴落下来。“老任，别再坚持了，休息一下吧。”“没事，我还能坚持。”老任十天前突患急性胆囊炎做了胆囊切除手术，医生要求住院一个月，可一周之后，老任愣是挂着存留胆汁的袋子回到了研制现场，他心里急啊。

——多轮多支柱起落架是400多道技术难关之一，我国从未搞过，且工况十分复杂，七七八八加起来有几十种，总师系统心中没底，决定同时搞AB两个方案进行竞争设计。这下好了，两支队伍标着膀子干，设计现场变成了竞技场。

——这12本厚厚的书，名为《大型飞机强度设计手册》，是设计团队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编写出来的，让中国的大飞机结构设计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填补了国家空白。这12本书里凝结着设计师们多少心血和智慧呀。

这是在攻关，更是在搏命。在这种搏命状态中，“大麻烦”被一个个破解了，一个又一个节点保住了。

小黑的誓言

一架好的飞机，不仅要有出色的飞行性能，还一定是“好飞”“好用”的飞机。在“好飞”“好用”方面，军方给出的要求是：“一人能飞，二人能战，三人多任务”。就是说，仅靠一名驾驶员就能完成飞机的基本操纵，两名驾驶员就可以遂行主要作战任务，若加上第三名机组人员，就可以遂行复杂的多样性任务。这是一个很高的要求，伊尔-76的机组编制是7人，大运的个头比伊尔-76大，任务范围比它广，而机组编制却不足伊尔-76的一半。

要达到“好飞”“好用”的目标，飞行控制系统至关重要。大运飞行控制系统是“六大关键技术”之一，研制难度也相当之大。

1980年出生的女孩黑文静是飞控攻关团队的成员，她能干、好学、悟性高，被同事昵称“小黑”。小黑2005年才参加工作，经过“飞豹”等型号的历练，小黑迅速成长，业务能力和知识水平在同龄人中脱颖而出。在飞控攻关的关键时刻，小黑临危受命，承担起了大运电传主控制律攻关的领军角色。

黑文静和她的团队面对是一次巨大挑战——从国内空白到世界一流。小黑她们做的事有多难？举一例即可窥一斑而知全豹：大运的单件空投重量达到几十吨，几十吨重的主战坦克要在舱内运动十几米然后从后舱门被空投出去，飞机重心将如何变化？对飞机稳定性、操纵性将产生什么影响？如何用控制系统来保证飞机的安全、稳定？这些都是小黑她们要研究的，其中不乏世界级的难题。

年纪轻轻就被委以重任，小黑倍感温暖，而技术的复杂又让她寝食难安。

受命之后，小黑暗暗发誓：一定带着团队攻下这道难关，填补国家空白，为部队提供一款“好飞”“好用”的飞机。

此时已年近30的小黑和她同为设计师的丈夫做出了一个决定：在大运列装之前不要孩子，把全部身心都投入到型号研制当中。

于是，小黑和丈夫全身心地扑在了工作上，夙兴夜寐，宵衣旰食。转眼到了年底，单位举办新年联欢晚会。领导把在试验室“泡”了几个月的小黑硬拽到了联欢现场，可她满脑子都是电传控制律。台上欢声笑语，台下的小黑还在为项目进度担忧。她悄悄挪到一个角落里，拿出一摞纸巾，反复推导、演算着控制律模型……

天道酬勤，小黑和她的团队最终尝到了胜利的滋味，她们在十分局促的条件下攻克了主控制律设计难题，一举实现了多项技术的突破与创新，填补了我国在此领域里的多项空白，而且还将衍生技术应用到了其他型号中。

大运首飞那天，飞机一落地，首飞机组郑重地将一面写满签名的五星红旗交到了小黑手上，那一刻，小黑哭了。 

第三章  它，就在那里

我愿意用爱情的勇气去克服攻关的艰辛，我愿意用火热的激情去编织蓝天的梦想。

——一飞院结构所设计员·李芳芳 

一道死命令

大运研制全面铺开，“两总”系统向全线发出一道命令：不再发二维图纸，型号全线转到数字化三维设计制造上来，谁不达标谁出局。

耿汝光一再强调，这是死命令，没有丝毫回旋余地。

这道命令在一些数字化基础薄弱的单位引起不小震动，“这是要砸饭碗啊！”

如此强硬地推动数字化，理由很简单——保“后墙不倒”。因为，数字化只有系统化推进、规模化应用，才能发挥最大效益。

推行全面数字化，遇到的困难和阻力可不小。

有的参研单位数字化基础几乎为零，要人没人，要设备没设备，甚至连概念都没有。有人表示怀疑：“数字化有这么大的威力吗？”“如此强硬推进，作秀的成分大于实际功效”。个别单位将发过来三维数模悄悄地转换成二维图纸，再拿到生产线上加工。

“两总”系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决定先在数字化基础好的成飞、沈飞进行试点，首先在机头和尾翼两大结构部件上取得突破，然后推而广之。

成飞、沈飞不愧为航空制造的国家队，很快拿出了按照全三维设计、生产规范加工出来的样件。“两总”系统召集参研单位开了一次现场交流会，成飞和沈飞的代表拿着样件现身说法。他们说，全三维设计制造技术效果非常好，工作量降低了40%、效率提高30%，加工质量也得到显著提升。

在事实面前，曾经怀疑的信服了，成飞、沈飞的代表也成为大家追捧的“明星”。

在全三维数字化问题上，型号全线形成了共识。“数模”代替了“图纸”，成为使用频率最高的技术术语。

事实上，大运的数字化研制体系有三大支柱：在线关联设计技术、基于MBD的全三维设计制造技术、数字化异地协同研制平台。这三大支柱犹如三角形的三条边，决定了一个平面——大运工程的数字化水平。

在线关联设计技术前面讲过。

基于MBD的全三维设计制造技术指的是，用三维数字模型来完整表达产品的定义信息，包括设计信息、工艺信息、检验信息、制造信息，并且作为产品研制过程中的唯一依据。这项技术2003年才有技术标准，2005年美国人率先在波音-787项目中使用。我国航空企业尽管一直在大力推进数字化，但在2007年前后都还达不到全三维的水平。这项技术很厉害，它真正实现了设计、制造“一条龙”。

大运工程“一院六厂”的模式，成百上千个协作单位分布在全国各地，因此，通过数字化技术构建一个异地协同研制平台，使分布在异构时空上的各种资源得到实时协调和交互，就成了一个关键问题。在当时，航空工业一厂一所的协同机制并不少见，但覆盖面如此宽广的协同平台，在业内乃至国内尚属首次。建设这个平台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很多、很多，最终他们建了起来。

让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工业化促进信息化，实现“两化融合”，是信息时代的必由之路，大运项目就是沿着这条路走过来的。

大运的信息化建设和数字化技术创新，在型号研制中居功至伟：使设计周期缩短了40%，生产准备周期缩短了75%，制造周期缩短了30%，不仅保证了型号研制的节点，而且使我国的数字化设计制造技术赶超了世界先进水平。

“大运变法”

大运攻坚战进入第二年，许多矛盾浮出了水面。有些矛盾本来就有，只是在特定背景下被放大了，有些矛盾本来不存在，但是，新形势产生了新矛盾。旧矛盾、新矛盾彼此交织在一起，就像丛丛荆棘，成为项目推进的羁绊。

一飞院的领导看在眼里、急在心头，他们想到了改革。

“改革不是闲下来才做的事情，任何改革都是被逼出来的。通过改革，解决日益突出的矛盾，营造心齐气顺的环境。”时任副院长李守泽如是说。

20xx年x月，一飞院召开了一次干部大会，时任院长方玉峰代表院党委，提出了一揽子改革方案。这次改革是在大运背景下进行的，可称之为“大运变法”。

“大运变法”着力解决这样几个问题：工作效率问题，创新机制问题，个人发展问题和薪酬分配问题。

“大运变法”是一次全面的、深化的改革，紧紧围绕着创新能力建设，以人为本，多措并举，主动作为，实施系统化的体制机制创新。主要内容包括：

——进行组织和流程优化，提高组织协同能力。

——实施知识管理工程，提升知识集成能力。

——打造协同设计平台，整合创新资源，提高集成创新能力。

——建立多通道成才机制，给所有的人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

——进行薪酬体系配套改革，体现按劳分配原则。

其中，“多通道成才机制”是“大运变法”的核心内容之一，其目的就是要打破“官本位”，给每个人以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多通道成才机制”设置了五个岗位序列：领导序列（L）、技术序列（T）、管理序列（M）、技能序列（W）、行政序列（A），每个序列中又分成若干等级，比如T0、T1、T2……让每一个人都根据自己的工作能力，沿着不同成才通道向上发展；在各个通道之间还设立了相互转换机制，员工们可以自主选择合适的发展方向。与“多通道成才机制”配套的是薪酬体系改革，总的原则是“打破论资排辈和唯学历论，强调岗位职责能力，实现人岗适配，以岗定薪，同岗同薪”。

多通道成才机制，由L、T、M、W、A五条线组成。这五条线犹如音乐上的五线谱，每个人都能在上面谱写华彩的人生乐章。这五条线也像一条高速公路，沿着它，每个人都能达到成功的彼岸。

江飞对自己“27岁当上副所长”颇感到意外。2006年他毕业来到一飞院，由于踏实好学很快成为业务骨干。2009年院里进行第二次岗位公开竞聘，江飞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报名参加竞聘，结果他竟当上了副所长。这个结果不光江飞意外，他的几位在北上广打拼的同学知道后更是惊得目瞪口呆：“一飞院多牛的单位啊，你才毕业三年就干上副所长啦，而我们正忙着一家家地跳槽呢”。

如江飞经历的人在一飞院有很多，通过“大运变法”，每个人都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尊重。

“大运变法”效果之好，出人意料。激发了大家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更激发出了火焰一般的创造力。

锱铢必较

经过一年的超常努力，初步设计方案终于成形，总师唐长红拿着初步方案却皱起了眉头：超重！

开会，唐长红急了。

他把副总师们召集起来：“今天把大家召集起来，就一个话题——减重！说说你们各自口袋里还藏着多少私货，都拿出来摆到桌面上。超重就是失败！超重就是不精益求精！超重就是在应付工作！”

副总师们看到唐长红大发雷霆，面面相觑，他们当然知道超重意味着什么，航空界有句行话——“为减轻每一克重量而奋斗”。“减重”是航空器研制中永恒的话题。苏联在搞苏-27的时候，发动机遇到的最大困难就是超重，采取了很多办法都没成功，后来出台了“每减重1千克就奖励5个月工资”的政策，才减轻了70千克，这件事在航空界广为流传。

各专业的设计重量超重也事出有因，200吨级的飞机谁也没干过，系统这么复杂，又基本上全是新品，设计师们压力都很大，所以取的保险系数比较大，保险系数一大，重量自然就超了。还有，减重是一项异常复杂的工作，有时为了减1千克重量，要动用十几个数模、花费大半个月的时间。当然也不排除“小私心”的存在，希望别人多减些重量，自己这边压力小一些。

唐长红的态度很坚决，“必须确保工程发图重量与性能重量‘零对零’，务必严格执行重量一票否决的规定”。他亲自制定重量规划和控制策略，反复跟各专业副总师研究甚至争论，不达目标，决不罢休。

唐长红启发大家：“搞设计就像写文章，一挥而就，肯定有不少错别字，还有语句不通顺的地方，你拿着文章再看几遍，就能找出好多错别字，我们把方案从头到尾再捋一遍，多余的重量不就能找出一些吗？”

唐长红的坚持，也是为了少留遗憾。他常说“飞机设计是一项追求完美的工作，但所有追求完美的工作都免不了留下遗憾，关键是怎么通过我们的努力把遗憾降低到最小。”

锱铢必较，常形容一个人的小气。总师系统确实在重量方面表现得很“小气”，但在有的方面却很通融，当遇到了可改可不改的问题时，总师系统总是大方地给时间、给经费、给人，一定要改。

就这样，取舍有道，宽严结合，方案设计重量与性能重量实现了“零对零”。

一个大胆的动议

一天，唐长红去结构所，进门前看到设计员小李站在那里望着大楼发呆，嘴里还念念有词，关切地问：“小李，哪儿不舒服？”

小李笑了笑：“我负责的那条长桁，尽管设定了尺寸，但在电脑上怎么也体会不出它有多大，我出来找找感觉。”

唐长红心里“咯噔”了一下：缺乏感性认识，设计师开始怀疑自己了，缺乏自信绝对不是什么好现象。

近段时间以来，由于工程暴露的问题越来越多，唐长红在向上级汇报工作时，分明感受到一种不太放心的眼神，好像在问：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能够按时完成任务吗？

几番联想，他觉得事态有些严重。

怎么办？他想到了物理样机。如果有一架物理样机摆在那里就好了，一可增强研制者的感性认识，二可提振型号全线的信心。

在一次会议上，他把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没想到，大家的响应非常热烈，许多人早已萌生了类似想法。

“新技术、新工艺用了这么多，确实需要一个实体样机进行工艺性验证。”

“现在好多试验设备都不到位，搞出一个物理样机来，可以充当试验平台嘛。”

“还有大部件的协调问题，在样机上完成协调，容易直观地发现问题。”

“电脑屏幕太小，我们的飞机又这么大，电脑上只能看局部，很难看清全貌……”

就这样，总师系统内部形成了共识：在确保重大节点不变的前提下，再增加一个多功能物理样机的研制环节。

所谓物理样机，是根据设计方案制作出一个与真实飞机完全相同的大模型，让人直观了解未来飞机的样子。在数字化技术没有广泛应用之前，物理样机是飞机研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在设计方案通过评审后，先搞一个物理样机，然后再转入工程研制阶段。

自上世纪90年代，随着数字化技术发展，虚拟样机的概念诞生了，虚拟样机也被称为数字样机或电子样机，是使用数字化手段在计算机上建立一个与物理样机功能相当的数字化模型，这个模型具有和真飞机一样的真实度。我国首架虚拟样机就是由一飞院建立的。

鉴于我国数字化技术已经达到一定水平，一飞院也搞过虚拟样机，主要还是为了抢速度，“两总”系统在工程规划中，没有安排物理样机环节。

如今，又要搞物理样机，这是对工程规划的重大变更。

搞物理样机的想法流传开来，闻者大多摇头。这岂不是走“回头路”？搞物理样机需要花很大力气，本来研制周期就紧张，有这个必要么？众说纷纭，主管部门也难以表态。

矛盾集中到了耿汝光那里。

耿汝光通过深入调查，觉得搞物理样机实有必要，貌似耽误了一些时间，但可以大大降低风险，正如某老电影中的一句台词：“今天的后退是为了明天大踏步的前进”。

耿汝光拍板了：上！搞物理样机。

耿汝光、唐长红利用一切机会，一次次向主管部门陈述，终于赢得了理解与支持。

20xx年x月，物理样机研制方案通过了评审。

设计大楼的灯光

物理样机方案通过了评审，随即开始第一轮发图。

这里说的发图，是对设计单位向制造单位输出设计结果的一种传统叫法，并不是真的输出二维图纸，而是向制造单位输出三维数字模型和一些技术条件。

本轮发图的截止日期是20xx年x月x日。这一天，是一个重大节点。为了保住这个节点，一飞院进入了决战状态。

这是一场意志的锤炼，设计师们将在200多天时间里，劳其筋骨、苦其心智，承受巨大的任务压力。

那段时间，每天凌晨3点服务器停止工作后，各设计所、设计室的同志才踏上回家的路。皎洁的月光下，骑自行车的、骑摩托车的、开电瓶车的、驾驶小轿车的，上千人浩浩荡荡、车水马龙，犹如一场足球赛散场后的场面。大家的身体很疲惫，但都豪情万丈，出了大门还要高唱“星星点灯……”

最辛苦的是信息所的同志，为了保障协同设计平台的运行，他们住在办公室、吃在办公室，每天都要看到数据发送完成，这时候往往已经是凌晨五六点钟了，他们打个盹，九点钟又起来投入战斗……最拼命的是结构所的同志，他们是全院工作量最大的单位，要完成大量的方案论证、数模设计、技术协调、试验验证等工作，工作量之大，完全超出想象，“611”不行了、“711”也不行，只能连轴转，一天工作16小时。

在晨昏相接的忙碌中，他们送走了秋天、送走了冬天，迎来了春天。20xx年x月x日早晨6点35分，当最后一批数模发送成功后，一飞院爆发出一片欢呼声，大家满脸倦意，却个个喜上眉梢。

唐长红办公桌上放着一幅照片：午夜时分一飞院设计大楼灯火通明，每扇窗户都亮着灯……这是他在一次午夜加班时拍下来的。这张照片从艺术的角度乏善可陈，一个深夜中的大楼而已。可是唐长红却非常珍视这张照片，经常盯着看。

一飞院设计大楼高八层，酷似北京的八一大楼，被戏称为“小八一大楼”。

设计大楼俯瞰呈“口”字形，仅外墙就有624个窗户，扣除32个卫生间窗户，有人办公的为592个。592个窗户亮着，就意味着至少有592个设计师在加班。592个，什么概念？那是一个营的兵力。可实际情况是每个窗户后面平均有3个人，再加上大楼内墙上还有几百扇窗户，以及分布在其他试验室、试验场的人们，加起来多少人？那就是2000多人，一个旅的兵力！

这是一支什么“旅”啊，有博士、有硕士、有学士，有才高八斗的院士，有普普通通的设计员，有白发苍苍的老专家，还有身怀六甲的孕妇……他们在子夜时分，在一个万籁俱寂的时候悄无声息地战斗着。

这静谧的大楼里燃烧着奋斗的火焰，他们在七个月之内共发放三维数字模型数万个、技术条件近十万张A4，数据量超过了200G，发图工作量之大，世界罕见。

这静谧的大楼里涌动着人间真情，最紧张的时候，正赶上运动翼面设计室副主任李云坤妻子临产，他没有时间陪妻子，每天晚上12点，大家总会听到他的深情私语：“梅梅，你和宝宝都好吧，我要晚些回去，你先睡呀。”他是在给妻子打电话。每每这时，设计室都格外安静，大家默默地听着，胸中涌过一股热流。

这静谧的大楼里洋溢着同甘共苦、顽强拼搏的团队精神，“如果我不加班，看到别人加班，就会有一种负罪感”，许多人都说过类似的话。

一栋八层大楼，在午夜时分，里面有上千人在那里静静地工作……这是一个多么震撼的场面呀！我敢说，没有一个中国人看到这张照片不为之动容。

在304厂房

20xx年x月x日，物理样机的第一个大部件——机头组件，由成飞公司运抵一飞院。成飞车队浩浩荡荡，硕大的机头组件被苫布盖着，依然很显眼，引得不少人侧目。

在此后一个多月时间里，后机身组件，平尾、垂尾组件，起落架整流包，翼身整流罩，尾椎，中前机身，中后机身，机翼等大部件陆续运抵一飞院。

为了国家使命，全线都在赛跑！

按照计划，物理样机将于年底之前在304厂房完成全机集成。

物理样机的集成进行得紧张而艰苦。304厂房刚刚封顶，墙体还没有处理完毕，建筑工人还在脚手架上忙上忙下，一个个大部件就被推了进来，各单位上百人集中到了这个庞大的厂房里，热火朝天地干了起来。

天气一天天变冷，304厂房的暖气还没通，为了工作方便，厂房两侧的大门始终敞开着，外面刮风里面也刮风，外面多冷里面也多冷，下雪了雪花纷纷扬扬地飘进厂房里……院报记者龙青在一篇通讯中写到：“寒冬已至，304厂房里的一个个大部件透着冰凉，但置身其中，你却会感到一种温暖，那是从大运人身上散发出来的追赶节点的热情。”

12月25日晚，大运的物理样机终于集成完毕，304厂房的灯光全部开启，如同白昼。

现场总指挥李守泽让大家把一面国旗和一幅标语挂在厂房高墙上，标语写到：“国家意志，自主创新，引领大运科学发展；众志成城，攻坚克难，成就民族腾飞梦想。”

在辉煌灯光照耀下，大运第一次如此真切地展现在人们面前。

它太大了！人站在它下面显得那样渺小。

它太壮观了！设计师们尽管无数次在心中描摹过大运的雄姿，一旦它真的矗立在人们面前，还是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震撼。

现在，大运就在那里！曾经它在我们心里，那是理想、那是梦想，而今它真的矗立在了那里，梦想正在成为现实！

物理样机威风凛凛地矗立在那里，让型号全线看到了希望。 

第四章   鏖战

我们不仅在干一个型号，我们正在开创一项崭新的事业。

——大运项目总制造师·何胜强 

第二轮发图

20xx年x月，工程方案实现技术状态冻结，工程发图正式展开。这是继物理样机发图之后的第二轮发图。

虽然经历了第一轮发图的考验，但由于紧迫的时间节点和工程方案还需持续完善，使得这次发图依然是一场硬仗。

如何打赢这场硬仗？巧干，苦干，拼命干！

有了第一轮发图的经验，各单位都在“巧”字上面做文章，开发专用软件，编写应用程序，充分利用CATIA系统强大的二次开发功能，尽可能实现零件快速设计、快速迭代、快速建模。

一个“巧”字并不能改变其复杂性的本质。在20个月的时间里，要完成十几万个三维数模和技术条件，同时完成800多项试验，持续改进工程方案，任务相当艰巨。

一飞院又变成了一个决斗场，虽然看不到炮火硝烟，听不到战歌铿锵，却分明让人感受到刀光剑影、龙战鱼骇，其激烈程度与第一轮发图有过之而无不及。

高玉伟就在这轮发图中成为了全线闻名的人物。

20xx年圣诞节前夜，是结构发图的最后一天。高玉伟带着8个多月的身孕，坐在电脑前，她要赶在下班前完成最后一个数模优化。忽然，她感到了一阵胎动，小宝宝又开始练习拳脚了。高玉伟抚摸着肚子默默地念叨：“宝宝别急，妈妈还有最后一个数模，等这个数模发出去，就带你回家。”可是，胎动越来越频繁，这是怎么啦？离预产期还有十几天呀，高玉伟有些难受，但还在坚持。

两个小时过去了，数模终于发到了审签流程上，小高还没来得及高兴，宝宝又开始折腾了，而且特别强烈，她感到一阵眩晕……

“小高！小高！还能不能坚持？”大家围拢上来。

“快！叫车，送医院！”所领导命令。

高玉伟第二天就生下了一个大胖小子，母子平安。

又过了两天，同事们来看她。当得知自己的设计已通过了审签、会签，流程走到了工艺，高玉伟望着身边的宝宝笑了，她给孩子起名叫“袁满”。

“不是孕妇太疯狂，型号任务太紧张”。高玉伟的事迹登在了《中国航空报》上，有网友看到后这样评价。

搭建“铁鸟”台

20xx年x月的一天，领导找到机械专家常彩霞，说：“常工，院里决定建铁鸟台，你和支超负责。年底台架主体要起来，明年年底开始试验，不允许返工。”

“不可能！现在连飞机数模都不全，怎么建？还要保证不返工，绝对不可能！”

常彩霞是位经验丰富的铁鸟台专家，曾主导过“飞豹”、ARJ-21铁鸟台的搭建，她的判断是有依据的。

“铁鸟台是军令状项目，关系到型号命运，没有商量的余地。”领导的态度很坚决。

铁鸟台是一个与真飞机尺寸1∶1的综合试验平台，犹如一架真飞机趴在一个巨大的台架上，周围还有许多辅助设备，台架和辅助设备就是“铁鸟”台，台架上面的飞机则是试验件。铁鸟台用于飞控、液压和起落架系统的地面试验，以及飞控、航电、供配电、液压、起落架、机电管理等系统之间的交联试验，是首飞前最重要的试验平台之一。

铁鸟台突击队包括两个攻关组：台架攻关组和配套设备攻关组，分别由常彩霞和支超负责。

大运铁鸟台架的规模是“飞豹”的10倍、ARJ21的8倍，而常工的攻关组多少人呢？8个人。最让他们头痛的是大部件的精确尺寸半年后才能最终确定，这可怎么办？讨论来讨论去，想到一个好办法——采用过渡件，先根据大体尺寸和重量搞出一个台架主体结构，等详细设计出来后，再根据精确尺寸和形状设计过渡件，让过渡件连接台架与飞机结构，既不耽误工期，又避免了返工。

就这样，八位攻关强将放开手脚干了起来，他们加班加点，有时通宵达旦，用了不到两个月就完成了主体结构的发图。20xx年x月底，台架主体结构矗立在了一飞院303综合试验室。

就在常工他们干得热火朝天的时候，支超这边也在艰难跋涉，几个月的时间便拿出了一百多套试验设备。

大飞机飞行时机翼都有一定的弹性变形，该如何模拟机翼变形呢？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铁鸟团队。年轻设计师陶罡挺身而出，他查资料、做试验、写方案、请教专家……最终用一个很巧妙的方法实现了机翼变形。连续的加班劳作，让这个羽毛球健将瘦得都脱了像，同志们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变形陶罡”。

20xx年x月x日，大运铁鸟试验开试。不容易啊！“飞豹”铁鸟台用时4年，ARJ21用时3年，而规模比它们大一个量级的大运铁鸟台仅用时1年零8个月。

摘下这顶皇冠！

大飞机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除了飞机平台外，机载系统对于改善飞机性能、提高任务能力、保证飞行安全，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没有先进的机载系统，便没有先进的飞机。

在“六大关键技术”、400多道技术难关中，涉及机载系统的占了一半以上。机载系统、机载设备的攻关，场场都短兵相接，场场都干得精彩纷呈。值得欣慰的是，大运机载系统的性能和水平全面超过伊尔-76，与C-17相当，有的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出于保密原因，这里仅举两例。

飞行管理系统（FMS）是一个综合系统，它集导航、制导、性能优化与管理、飞行计划、监视告警等功能于一体，实现整个飞行过程的自动管理与控制。配备FMS的飞机，不仅可以节省大量燃油，还能大大提升任务能力。法国泰雷兹公司依靠400人的团队用了30年时间才研制成功，目前其产品占世界市场份额的70%。

这项技术在我国尚处于空白状态，我们想寻求国际合作，不可能！想花钱购买，不可能！

总师系统与相关院所组成联合攻关团队，经过三年的拼搏，终于攻下了这道难关。

现代大型飞机航电系统异常复杂，网络节点之多，需要百兆级带宽的局域网才能保障其运行，该局域网被称为“快速以太网”（AFDX）。A380、波音-787等均选用AFDX作为机载主干信息网络，被誉为大飞机航电系统的“皇冠”。这项技术同样属于国内空白，而且西方国家对我严密封锁，必须自主研制。

一飞院航电所和集团公司计算所集中优势力量，成立AFDX网络攻关团队，仅仅依据一纸国际公开的协议标准，历经几年的努力，先后攻克了9大技术难关，终于摘下了这顶曾经可望不可及的“皇冠”。不仅大运装上了中国人自主研制的“快速以太网”，还成功地将其衍生产品——网络交换机打入国际市场。

团队成员自豪地说：“每一行代码都是我们自己写的，每一个元件都是中国人做的。”

然而，道有夷险，履之者知；味有甘苦，尝之者识。

一位设计员由于长期熬夜、长时间在电脑前工作，忽然发现自己不会流泪了，他患上“干眼病”——中度眼角膜损伤。

通宵达旦地加班，不知道多少人、多少次没有时间刷考勤卡，“已经不在意这些了，加班费给不给都无所谓，目标只有一个：给中国人争口气！”

卓越的成绩源自卓越的人。

午夜短信

随着大部分设计工作的完成，战场重心逐步由一飞院转移到了西飞。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原材料和毛坯料保障是一项前提性工作。

大运需要的原材料可不是市场上能轻易买到的，许多都是新材料，毛坯都需要极为复杂的二次加工，这对各级供应商也是巨大考验。

已经连续几个月了，西飞采购员王辉一直寝食难安，他急啊，每天脑子里都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工作信息，每一种材料、每一个供应商、每一个技术问题、每一个时间节点……都在啃咬着他的大脑。

眼下他又遇到一件麻烦事，宏远公司提供的钛锻件出现了尺寸问题，只能报废。宏远公司组织了几次攻关，效果都不理想，交付节点一再后延，西飞研制一线已经停工待料。

王辉无法入眠，一晚上他爬起来好几次，凌晨两点，他干脆起身，给供应商写信。

“……交付节点一推再推，而西飞已无路可退！钛锻件至今不能交付，你们怎么在合同中承诺的？让我怎么向上级交代？造成现在这种境况，是否尽了最大努力？能否做得更好？希望将压力传递给每一位参研人员。拜托了！”

一条短信情真意切。在王辉按下发送键的同时，宏远总经理和市场部长收到了这封短信。

第二天一早，总经理将这封短信转发给了每一位参研人员，随即召开了一次专门会议，说：“西飞的同志凌晨两点给我发短信，人家睡不着，我们能睡着吗？”

一场决战在宏远公司开始了。

他们终于用小设备锻造出了单件重量近两吨的钛锻件，创造了一个国家纪录。而且，以全新方式加工出来的钛锻件没有一件报废。

采购员段友南负责采购的原材料需要从海上运输，由于恶劣天气，这批货一直没有到港。段友南天天跑到港口边望着大海翘首以待，天不亮就到港口，盼啊、盼啊，天黑了还不愿意离开，天天如此。码头工人看着这个痴痴站立在那里的采购员，觉得他像一只水边的鹳鸟，给他起了个外号叫“捞鱼鹳”。

货终于到港了，港口方、码头工人们早已被这个“港口守望者”所感动，不由分说，优先给西飞卸货、装车。

苦战千山

这年“五一”，西飞钣金23厂厂长梁立志率领一支小分队开赴陕飞，完成一项艰巨的任务——大运中机身、前机身大蒙皮的加工。

老梁他们之所以到这里进行加工，起因是西飞的设备无法满足要求，而陕飞新近购入一台大型蒙皮纵向拉伸成形机，基本可以满足加工要求。

陕飞钣金厂坐落在千山的山坡上，最辛苦的倒不是拉伸成形本身，而是拉伸、淬火工序的来回倒腾。拉伸工段与淬火工段不在一个厂房，一个在山坡上面，一个在山坡下面，每次拉伸完，都需要十几名队员将长十多米、重几百千克的毛料，一张张抬到周转车上，推到热处理厂房，将毛料竖立起来，小心翼翼地塞进宽度不到1米的淬火框内，淬火完毕，再将毛料送回拉伸工段，修边缘、去毛刺、拉伸，再次推到热处理工段……一张蒙皮要来回折腾十几回。

由于陕飞有紧急型号研制任务，陕飞和老梁他们商定，设备白天陕飞用、晚上西飞用。三更半夜地山上山下来回折腾，既要保证人员安全，又要保证工件不划伤、不变形，辛苦就不必说了。

一天午夜，狂风暴雨不期而至，一批毛料刚刚完成拉伸，需要送热处理工段，可一开房门，狂风携裹着大雨就劈头盖脸地打了进来。老梁知道，如果这批毛料不在几个小时内完成热处理就会整体报废。他咬了咬牙，大声吼道：“把蒙皮盖好，往前走！”

漆黑的雨夜，豪雨如注，此时的坡道已经变成了一条小河。他们的手稳稳地扶在推车上，趟着水一步一步地试探着往前走，车子在路上直打滑……就在这个雨夜，他们走了十几个来回，身上的衣服根本就没干过，一夜下来大部分队员都感冒了。

最终，老梁他们带着完美的工件回到了西飞。

钛合金精神

在西飞，有这样一支团队，他们像钛合金一样强，像钛合金一样韧，像钛合金一样精细。他们就是机加34厂的大运攻坚团队。

大运大范围使用钛合金，钛合金加工是个世界性难题。

机加34厂承担了大运共800余项、1300多件零部件的加工任务。这次任务工作量大、工期紧、技术极为复杂，许多问题过去碰都没碰过……一场“钛合金精神”与钛合金零件的碰撞开始了。

车栋梁，一位2008年进厂的年轻人，为了啃下钛合金加工这块硬骨头，放弃所有的休息时间忘我钻研，一举攻下了钛合金快进给铣削、四轴旋转平台工艺方案、零件转角插铣加工方法等三项技术难关。工艺员赖春池连续十几个昼夜奋战在跟产一线，家在山东的母亲病倒了，他强忍着愧疚坚持到工件交付才回家探望母亲，当母亲知道他干的是国家重大工程时，不仅没有责怪他，还催他早点回到岗位上。

5月份，厂里来了一批急件，由于连日加班、劳累过度，钳工能手王英刚患上了重感冒，只好回家休息。节点一天天逼近，明天就是最后期限，直到下午6点零件才从数控工段上出来，4个钳工一下扑了上去，争分夺秒地干了起来。零件实在太多、处理起来太费时间，节点眼看保不住了！老王得知消息后，拖着发高烧的身体直奔车间，抄起工具加入到紧张的工作当中……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着，凌晨3点，连续9个小时过去了，终于完成了任务。王英刚晃晃悠悠地往家走，回到家里，当医生的妻子含着眼泪为他配药、挂吊瓶……

精镗工段是交付前的最后一个工段，四位师傅吃在工段、住在工段，一天24小时，只要醒了就干活，实在撑不住了就躺在钢丝床上眯瞪一会儿，他们整整坚持了一个月的时间。

“钛合金精神”战胜了钛合金零件。

翼身对接

已经很晚了，西飞369厂房依然灯火通明，大运巨大的机身如一只卧虎趴在那里。

工人们已经一周没有回家了，几个昼夜连续作战，身体的疲劳达到了极限。困了，靠香烟和咖啡提神，实在撑不住了，倒在钢丝床上眯一会儿。但他们心里却充满了兴奋和欣喜，几个大部件对接进展得异常顺利。

他们期待着明天，期待着壮观的翼身对接。这是飞机结构总装的核心环节，也是最难、最险的一个环节。

大运翼身对接是一个标志，若成功了，标志着我国航空制造业实现了由修配式装配到自动化、数字化柔性装配的飞跃，将一举跃入世界先进水平……

这么重的机翼，如此大的机翼，能不能实现一次对接成功？总制造师何胜强深知其利害关系，亲自到现场督战。

下午5点，翼身对接正式开始。

巨大的机翼被高高吊起，朝着机身缓缓下降。

“再放xx厘米！”总装厂副厂长胡永安站在操作间外，一边看着现场，一边指挥着操作员。机翼缓缓向机身靠近、再靠近……操作间电脑屏幕上实时显示对接的画面和状态。

“放！放！再放！”随着胡永安的指令，机翼和机身已经贴合到了一起，形成了一个蔚为壮观的“大十字”。胡永安拳头一握“停——！”

电脑显示：初步对接完成。

随后，机翼开始在xx毫米的范围内进行微调整。此时，人的肉眼已经完全觉察不到机翼运动了，只有在电脑屏幕上才能看到机翼正沿着左右、前后、上下几个方向，极其精准而缓慢地进行最后对位。

“定位完成！”

翼身对接成功了！现场爆发出一片掌声。

仅仅花了40分钟时间。

“没想到，真的没想到，以前我们干运7的时候，机翼机身对接最快也要干一天。”在场的一位老师傅感慨道。

中国飞机制造史上又一个里程碑诞生了！

20xx年x月，大运首架机完成结构总装，取得了一个重大的阶段性胜利。

接下来系统总装、发动机开车、地面滑行、首飞等一个个艰巨任务还在等着他们。

第五章  忠诚无声

在大运落地的那一刻，我觉得这辈子值了！

——一飞院综合航电所设计员·宋杨 

春天的承诺

20xx年立春节气刚过，按照计划，大运将在下一个春天到来之前实现首飞。

这年的核心工作是“保首飞”，三条主线并行展开：系统总装，机上地面试验以及首飞前准备；以静力试验为代表的结构强度试验；以铁鸟台试验为代表的系统综合试验。中间还穿插了机载设备S型件交付、放飞评审、设计更改等重要工作。

这是首飞前的“向心突击”。新年伊始，型号全线都在进行战前动员，各级领导将一面面绣着“聚力攻坚，决战决胜”的锦旗授予攻坚突击队，突击队员们面向红旗宣誓：“誓保首飞，决战决胜！”

开年之战在全线同时打响，最艰苦的当属西飞电缆工段女工们打的“电缆之战”。

制作机上电缆基本上靠手工，大运的电缆长度加起来足有几十千米，需要工人们一厘米、一厘米地捋出来，工作繁复而枯燥。按常规，这项工作需要半年时间，上级给定的时限是两个月。“电缆之战”从元旦一大早就打响了，车间里数排近40米长的工作台顺序排开，几十位女工绕着这几张工作台，不停地转啊、转啊，一天要转多少圈，一百圈还是二百圈？没工夫细算。

2月的最后一天——2月29日，“娘子军”终于完成了任务。“幸亏今年2月多了一天，要不就完不成任务了。”工长舒了一口气。

这些女工有多辛苦？事后大家算了算，每人每天要走10千米。就是说，她们4天就要走1个马拉松，连续60天，她们每人走了15个马拉松！要知道，她们中间还有两位孕妇。

与女工们的艰难跋涉不同，机电系统联合试验干脆利落，赢得漂亮。机电系统联合试验原本是块难啃的骨头，参试产品40多项，且构型复杂、种类繁多，仅软件规模就达80万行语句，许多试验都是国内首次。总师系统预计在半年之内完成如此复杂的试验，就很不错了。

让人没想到的是，3月，团队圆满完成了机电管理分系统S型件试验，S型件顺利交付。4月，机电综合管理联试试验顺利通过了军检。集团领导闻之，连称“干得漂亮！”

他们怎么干得如此漂亮？这是一个充满朝气的团队，除了负责人田玉斌，都是一色儿的“80后”，他们是一群来自电气控制、飞控液压、动力燃油等不同专业的青年专家，青春无畏，在青春、责任、激情、智慧面前，再大的困难也要低头让三分！

“保首飞”战役打响后，全线实行“战时体制”。同心同德、“同仇敌忾”，阎良俨然成了一个战场。

食堂的师傅们，一天不知要做几顿饭，只要前线有需要，无论是凌晨还是半夜，热腾腾的饭菜十分钟之内送抵现场。蒸馒头、蒸米饭、蒸包子，一锅接一锅，淘米大嫂双手都被泡胀了。

西飞、一飞院幼儿园开设了24小时全托服务，甚至还开设了“哺育班”，接纳3岁以下尚处在哺乳期的婴幼儿，好让爸爸妈妈全力“保首飞”。幼儿园门口挂着大红条幅——“型号交给你，孩子交给我”。

航空人的家属也进入到了战时状态，“一人干大运，全家都上阵”。

李素兰是一飞院的老职工，50多岁，2012年她连遭不幸，母亲去世，老公检查出癌症晚期。老公不在航空系统工作，但知道李师傅他们在干大飞机。李师傅到医院陪护，每次老公都说：“我这个病谁也没办法，你还去忙工作吧，让型号早日上天。”“我常想，大飞机会有多大呀？听说有几层楼高，要是活着能看一眼就好了。”每每这时，李师傅的眼泪都往心里流……

“战时体制”，让千千万万的普通人汇入到干大运的滚滚洪流里。什么是国家意志？人民的意志就是国家意志！

海棠作证

20xx年x月，西飞，369厂房。

厂房里，大运矗立在那里，电气系统副总师邓健带领联合试验团队开始进行通电试验。邓健手拿长达35页的指令清单，指挥各工位做最后的复查：

“设备接线是否正确？”

“接地线是否安装到位？”

“接线端子是否包扎保护？”

邓健的口令不疾不徐，干脆利落。

在接下来两个多月时间里，飞机进行了50多次通电检查。邓健的体重下降了10斤，鬓角的白发又添了不少……

通电检查顺利完成后，机上试验的接力棒交到了航电系统手里。

6月5日凌晨3点，从369厂房内传来的声音格外洪亮：“投绝缘……投断路器……”试验团队正进行航电系统首次加电试验。大家为这次试验连续奋战了一个多月，从故障定位到故障排除，不知道演练了多少遍。不知不觉已到了清晨6点，几声清脆的鸟叫唤醒了沉睡的城市。这时，驾驶舱液晶显示器终于出现了清晰而稳定的画面，大家一阵欢呼，同时也感觉到：饿了！

11月12日，试验的接力棒又交到飞控系统手

试验团队要在半个月的时间里完成1500多项试验，平均每天100项，试验强度之高，可想而知。

开始几天进展缓慢，每天只能完成30多项试验，在写满任务的白板上只有一小部分被打上了红钩，大家心里那个急呀！经过几个昼夜的奋战，他们排除了一些故障，也找到了窍门，从第十一天起，试验步入正轨，最多的时候一天完成200项试验，同志们越干越起劲儿，到了换班还舍不得走，希望能看到更多的成果……当白板被画满红钩的时候，每个人心里都乐开了花。他们提前9个小时完成了全部试验。

12月7日，大运最后一次全机通电试验完成。

最“热”的地方

20xx年夏天特别热，气温连续20多天超过了35摄氏度。

阎良之热除了来自毒辣的阳光和灼热的空气，大运人如火的激情、火热的场面，也让温度计汞柱向上蹿了一大截子。

你要问一飞院最“热”的地方在哪里？毫无疑问，在303厂房的铁鸟试验现场。一进厂房，巨大的五星红旗映入眼帘，下面是一幅巨幅标语：“既是航空人，就知责任重；既做新装备，就得多辛苦”。铁鸟台架占据了厂房的四分之三，四周挤满试验设备，飞机的机翼、机身上密密麻麻地布满缆线、传感器、作动机构。到处都是忙碌的人们，个个都汗流浃背。间或传来几声金属撞击声、电机轰鸣声。

置身在303厂房，仿佛来到了炼钢厂的高炉前，一股股热浪扑面而来，让人心跳加速、热血沸腾。

此时的303成为全线关注的焦点，上至军方、集团公司，下至一飞院各个设计室，还有各协作单位，都在等待着铁鸟试验结果。

首飞前的铁鸟试验计划试验时间约4000多个小时，通常做这么多项试验需要近六百个工作日，而大运节点要求必须在一半的时间内完成。波音-777首飞前铁鸟试验仅有2500小时，却花费近三年时间。

领导们在牵挂着铁鸟，一线指挥员们更是把心提到了嗓子眼，一怕设备故障，二怕战斗减员。

9月，试飞团团长邓友明带领试飞小组，在铁鸟上完成了第一轮人机组合试验。邓大校微笑着走出驾驶舱，向参试人员伸出了大拇指，在场的所有人都欢呼了起来。

为“心脏”祝福

20xx年x月，大运完成系统总装。

至此，大运的躯体及“生命系统”都已齐全，只等给他安上一颗强健的心脏。

动力燃油副师刘苏彦带着团队开进西飞369厂房，开始发动机、燃油、防火、辅助动力（APU）等四大系统的安装、试验，这四大系统规模庞大、构型复杂，装机安装极其困难。白天，他们在现场忙碌；晚上，又聚到一起分析技术问题，常常忙到凌晨。

燃油系统装机完成；

防火系统装机完成；

APU装机完成；

4台巨大的发动机也装到了飞机上。

20xx年x月，首次开车成功，大运第一次被赋予了生命！。

静力试验

大运首飞前还要经历一次大考——全机静力试验。

按照航空界惯例，全机静力试验分首飞前和定型前两种，首飞前只需把飞机加载到设计载荷的xx%即可，即限制载荷静力试验。定型前必须将飞机加载到100%的设计载荷，属于极限载荷静力试验。

尽管是xx%的限制载荷，大运首飞前静力试验依然是国内规模最大、技术难度和技术风险最高的试验。

8月的一天，西飞101厂房，开始进行通舱充压限制载荷试验。

这项试验风险极高，通舱内充满了高压气体，哪怕有一处微小开裂或舱门密封不严，机体就会像针扎气球一样瞬间爆裂，甚至连厂房都被“炸掉”，现场人员就不用说了。

“加载到45%……加载到50%……加载到55%！”

随着载荷越来越接近xx%的目标，每个人的心都悬了起来。

“55%载荷到！”话音刚落，“咕咚”一声，大家的心差点儿蹦出了嗓子眼，现场总指挥、强度所所长曾宇大声询问：“谁的数据异常？”

“没有异常！”

“没有异常！”

试验继续进行。

“加载到xx%！”突然，一声慑人心魄的闷响震彻整个厂房，接下来是放气阀“噗噗”的泄气声，现场一片寂静，“完了！”不少人第一反应。

片刻之后，大家“哗”的一下子都聚拢到飞机前面，围着飞机转来转去——“飞机好好的呀!”

巨响来自何处？试验不敢再继续做下去了。

设计师、试验员聚到一起，想从冗繁的应变、位移数据中找到答案……时间一分钟一分钟地过去了，从太阳偏西到繁星满天，曾宇命令“收兵回营，从长计议”。

第二天一大早，试验团队召开“诸葛亮会”，仔细分析数据，反复回放录像。录像中一些跳动的泡沫碎屑引起了大家注意。声响可能是前气密板的鼓动造成的，不是颠覆性问题——多数专家这样认为——加载到xx%是可行的

谜底是否正确？几天后到了揭晓时候。唐长红也不敢大意，亲自到现场督阵。还好，一切如先前的判断，机身通舱顺利通过了xx%限制载荷静力试验，压在心头几天的大石头终于落地了。

12月6日，经过194天的艰苦奋战，大运首飞前全机静力试验各项科目全部完成，达到首飞要求。在这194天里，参试人员一起拼搏、一起紧张、一起欢乐。他们当然知道，xx%只是一场半决赛，100%才是决赛，那是几年后的事情。

一代人的温度

11月25日，我国自主研制的歼15舰载机完成了在“辽宁号”上起飞和降落，举国振奋，“航母style”火遍大江南北。可歼15研制现场总指挥罗阳却因心脏病发作离开了人世。

罗阳牺牲的消息在大运线上也引起巨大震动。罗阳，不仅是一位可敬的同行，而且是并肩战斗的战友——“五大飞”之一沈飞公司的董事长。

是的，歼15的成功和罗阳的牺牲，让人们感受到了一代人的温度。

在大运型号线上，同样也让人感受到这一代人的温度。

这一代人出生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八十年代完成大学学业走上工作岗位，他们的成长历程与改革开放同步。耿汝光、方玉峰、李守泽、唐长红、唐军、何胜强等大运工程的风云人物都属于这代人。

这是一代有理想的人。都在说“理想已经冷却”，可这代人身上的理想之火从来就没有熄灭过。在一飞院、在西飞、在整个大运线上，总能看到这样一批中年人，他们忙碌的身影、真诚的微笑、坚定的眼神，让大运线暖意融融。

这是一代从苦难中挺过来的人。他们经历过航空工业那段令人窒息的低潮期，他们曾经因报国无门、养家无力而苦闷，但他们坚信国家强盛需要航空。于是，他们坚守着、忍耐着，在坚守中磨练意志，在忍耐中充实自己，积蓄着迸发的力量。

这是一代肩负着振兴中国航空工业重任的人。历史的重任落在了这代人肩上，他们忘我工作、拼命工作，他们有学识、有经验、有魄力，他们是各专业的带头人、年轻人的主心骨，无论在单位还是在家庭，他们都是顶梁柱。

他们用自己的生命赋予了大运以生命，从此，大运冰冷的机身上拥有了这代人的体温。

这代人的体温究竟有多高？那是热血的温度、是熔化铁水的温度、是燃烧激情的温度。

春天快来了

随着隆冬的来临，李素兰的丈夫终于没有挺过去，他去世了。李师傅回家料理丈夫的后事。

可三天后，同事们看到一袭黑衣、面容憔悴的李师傅又出现在了岗位上，大家一怔，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李师傅，来了？”“来了！”李师傅说完就默默地工作去了。那一袭黑衣让大家倍感震撼，几天下来，好像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在顶着、催着他们完成好工作。

李师傅是一名普通的试验室职工，一颗螺丝钉而已。可她为什么要戴孝出征？她的想法很简单：不想在别人拼命的时候离开自己的团队，离开那个“杀红了眼”的战场！

大运首次地面滑行定在今日。

早晨8点，西飞试飞站站长张建湘带领保障团队向机场开进，加油车、牵引车、电瓶车、氮气车、救护车、设备车，15台车辆浩浩荡荡……

“新机牵引到位！”

“观察员和旗语指挥到位！”

对讲机里传出高高低低的声音。

“空勤准备就绪，请示开车。”空勤请示。

塔台命令：“新机开车！”

地面电源车动力启动，APU启动，发动机开车。

“空勤请示滑行。”空勤请示。

塔台命令：“新机开始滑行！”

只见大运巨大的身躯伴随着发动机的轰鸣，开始缓缓移动，速度一点一点提升，踱步的速度、便步走的速度、小跑的速度……大运以势不可当的气势，像一座小山滑向跑道的另一端。10分钟后，飞机稳稳地停了下来。

首滑成功了！首飞指日可待。

2014年11月11日，在第十届中国航展上，运20运输机首次公开亮相，成为当届中国航展明星飞机。

尾声长风万里

新华社成都2016年7月6日电，运20飞机授装接装仪式6日在空军航空兵某部举行。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许其亮出席仪式，代表习近平主席和中央军委，向为大型运输机研制生产作出贡献的国防科工战线，向空军部队全体官兵，表示热烈祝贺和诚挚问候。中央军委委员、空军司令员马晓天宣读授装命令。

长风九万里，责任重千钧。

在三千多个日日夜夜里，大运人用一个个数模、用一颗颗铆钉、用一腔热血、用一片赤诚，书写了一段关于腾飞的传奇。

2016年7月6日，运20飞机授装接装仪式在空军航空兵某部举行。中国自主发展的运20飞机正式列装空军航空兵部队，标志着空军战略投送能力迈出关键性一步。

2016年11月1日，穿上军装的运20飞机首次亮相第十一届中国航展，战略空军所必须的战略投送能力首次公开展示，“胖妞”成为展场上耀眼的明星。

2017年7月30日，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阅兵在朱日和训练基地举行。由1架运20和2架运9组成的运输机编队接受检阅。

2018年5月8日，空军发言人对外发布消息，运20飞机首次与空降兵部队联合开展空降空投训练，人民空军战略投送能力、远程空降作战能力建设又一次跃升。

2019年10月1日，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运20三机编队米秒不差飞越天安门广场，接受祖国和人民检阅。至此，歼20、运20、直20作为“20家族”的成员，终于正式齐聚一堂。

2020年2月13日上午，多架运20、伊尔-76、运9等运输机运送大批军队医护人员及物资抵达武汉天河机场。这是运20运输机装备部队后，首次执行大型非战争军事行动运输任务。

2020年4月24日，应巴基斯坦、缅甸、老挝等国军队请求，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国人民解放军派运输机，向上述三国军队紧急援助核酸检测试剂盒、防护服等疫情防控物资。

2020年9月21日，俄罗斯“高加索-2020”战略演习在俄罗斯阿斯特拉罕州举行。此次演习，参演人员、装备全部依托运20大型运输机，实施点对点远程空中投送。

2020年9月27日上午，韩方向中方移交第七批、共117位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及相关遗物。9时，中国驻韩大使为志愿军烈士遗骸棺椁覆盖国旗，我国礼兵托起棺椁登上专机。一架编号为01的运20作为专机执行运送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国的任务。这是运20首次肩负这一特殊使命，体现了祖国对烈士们的无上尊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