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蒙从并入中国版图到分离的前因后果

前言：

横亘于中国北部的蒙古高原，曾孕育出无数剽悍的游牧民族，与中国的历史相生相伴。大漠狼烟，铁马冰河，这片广袤的高原上演过无数英雄史诗。

然而不少国人对这片土地最深的记忆，是外蒙地区从中国分离出去。

究其原因，既有大国的强力干预，也因自身的重大失误。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本文对这段历史进行梳理和探讨，试图还原其前因后果。欢迎讨论交流，欢迎批评指正。          

1.多伦会盟，外蒙正式纳入大清版图。

2.沙俄作祟，外蒙问题开始出现。

3.军阀混战，外蒙趁乱再闹独立。

4.雅尔塔协定，外蒙主权被英美出卖。

5.几经反复，外蒙最终还是分离出去。

Part.1

蒙古高原：

蒙古高原是位于阴山山脉以北、阿尔泰山以东、大兴安岭以西广袤的高原地区，横亘中国北部。

草原大漠，是孕育游牧民族的摇篮。自古以来，这片高原上的游牧民族几度兴衰，与中国历史相生相伴。

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契丹、蒙古等，你方唱罢我登场，先后在这里弯弓射雕，上演英雄史诗。

本人始终认为，这片高原上的草原民族虽然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名字，但实际上是同出一源。哪个部落分支强盛了，征服了周边的其他部落，就以这个部落的名称命名整个民族。

中原地区早期也曾有过相类似的演变：商部落强盛了，征服了周边部落并打败了当时的部落盟主夏，就形成了以商为共主的时代，即商朝。

秦汉以后的各游牧民族，都可以上溯到匈奴或东胡，再往上源头就散乱了。而东胡与匈奴其实是一回事，是对北方不同地域游牧民族的称谓，语言上都属阿尔泰语系。

匈奴因为强大，并处于中原王朝的正北方，被其征服的部落就统称匈奴，而其东边尚未被匈奴征服的部落就叫东胡。

王国维先生在《鬼方昆夷猃（xiǎn）狁（yǔn）考》中，认为商朝时的鬼方、混夷、獯（xūn）鬻（yù），周朝时的猃狁，春秋时的戎、狄，战国时的胡，都是后世所谓的匈奴。

这些族名都是中原王朝起的，大多带有贬义或歧视。

13世纪初，蒙古部落强势崛起，成吉思汗一统各部落。“蒙古”一词，也从部落名称上升为民族名称。

从此，这片高原也就被称为蒙古高原了。

南下西进：

在秦汉以前，很多游牧部落散居在蒙古高原上，名称也稀奇古怪，如：鬼方、混夷、獯鬻、猃狁、戎、狄、胡、鬼戎、义渠、余无、楼烦、大荔等。

公元前3世纪（秦代）匈奴部落开始兴起，逐步征服草原上的各个游牧部落，蒙古高原上第一次形成了大一统的部落联盟政权。

蒙古高原的游牧民族统一之后，战乱减少，人口增长。由于草原的资源承载能力有限，游牧民族统一之后的历史走向，有一个数千年不变的规律：首先是南下挑战中原农耕王朝，自匈奴开始，无一例外。

如果此时中原王朝强盛，游牧民族南下挑战失败，或向西迁徙，如匈奴之于汉朝、西突厥之于唐朝等；或向南内附，如东突厥之于唐朝、柔然之于北魏等。

如果此时中原王朝衰弱或内乱，游牧民族南下挑战成功后，则进入中原地区建立王朝并定居下来，如鲜卑人建立北魏、契丹人建立辽国、蒙古人建立元朝、女真人（满族）建立清朝等。

但凡进入中原地区定居下来的游牧民族，基本上都被汉族同化了，如鲜卑人、契丹人、女真人等，唯一的例外是蒙古人。

对中原地区的汉族人来说，蒙古入主实际上是外族入侵。蒙元虽然用儒家文化实施统治，但由于实行严格的族群等级制度，一直没有被同化，并在入主中原90多年后又被赶回了蒙古草原。

蒙古源流：

史料记载，蒙古源自鲜卑的室韦部，最初生活在大兴安岭北部，后逐渐西迁到蒙古高原的中心地区。

从隋唐开始，室韦部先后臣属突厥、辽与金。

12世纪初，辽国为金所灭。辽朝贵族耶律大石率残部西迁中亚，室韦诸部从此臣属于女真人建立的金朝。

金朝对蒙古高原的统治相对薄弱，出现了约100年的统治真空期。生活在蒙古高原的室韦诸部繁衍生息，逐渐壮大。

这期间，蒙兀室韦逐渐兴起，组成部落联盟，其中较有名的有乞颜、札答兰、泰赤乌、弘吉剌、塔塔儿、蔑儿乞、克烈、汪古等部落。

蒙兀即蒙古，最早见于《旧唐书》，是蒙古语的汉字音译，原意有猛烈、永恒、火等多种解释，

元代文献正式将汉译定为蒙古。成吉思汗就是蒙兀室韦的乞颜部首领，兴起于斡（wò）难河流域（今属外蒙），相继吞并邻近各部落，于1206年在蒙古高原建立“大蒙古国”。

统一蒙古高原之后，蒙古人一发不可能收拾，横扫东亚、中亚，直达欧洲，发展成为横跨欧亚的大帝国。蒙古在1279年灭南宋，建立大元帝国。

这也是中原大地上，第一个由非汉族人建立的大一统王朝。

明朝建立后，元朝残余势力退回蒙古高原。至明朝末年，蒙古以戈壁沙漠为界，分为三大部，即漠南蒙古、漠北蒙古和漠西蒙古。

其中漠北蒙古（北元，即外蒙地区）和漠西蒙古一直是明王朝的敌国，漠南蒙古（内蒙地区）则内附成为明王朝的藩属。

所以严格地说，在清代之前，除了元朝短暂统治之外，外蒙地区不属于中国。

多伦会盟：

满清在入关之前，为解除后顾之忧及扩充实力，采取军事打击并辅之以威胁、利诱、分化、瓦解、拉拢等一系列手段。

1636年（皇太极崇德元年）前后满清征服漠南蒙古诸部，同时逼迫漠北蒙古遣使纳贡。但此时外蒙尚未纳入满清版图。

漠北蒙古又称喀尔喀蒙古，以分布于喀尔喀河流域而得名，由成吉思汗的直系子孙所统领。

在清兵入关前后，喀尔喀蒙古由三大部组成，即土谢图部、札萨克图部和车臣部。

康熙年间，喀尔喀蒙古三部发生内斗，漠西蒙古中的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见有机可乘，在沙俄的支持下，率领3万大军，于1688年（康熙27年）越过杭爱山，向喀尔喀蒙古地区发动突袭。

此时，喀尔喀蒙古军队主力正在北部抵抗自贝加尔湖南下的沙俄军队。噶尔丹的突然进攻令喀尔喀蒙古措手不及，被迫撤回在北线与沙俄作战的部队，全力对付噶尔丹。不过最终还是战败，全军溃散。

见此，沙俄威逼利诱喀尔喀蒙古上层人士，企图迫使其臣服沙俄。喀尔喀蒙古当时面临两个选择：一是投降俄国，二是归附中国。

其上层人士认为“俄罗斯持教不同，必以我为异类，宜投中国兴黄教之地”，决定内附中国。

1690年（康熙29年），清军在乌兰布通打退噶尔丹，于次年在多伦诺尔（今多伦）与内、外蒙古诸部会盟，正式将外蒙纳入大清版图。

外蒙也是最晚纳入大清版图的地区。客观地说，现代中国疆域是由满清奠定的。虽然满清在末期被迫割让了大片领土，但如果不是满清，中国的疆域只会更小。对此我们应当理性对待，不应选择性忘记。

Part.2

噶尔丹遗祸：

此次噶尔丹东侵，直接产生了三个对后世有重大影响的后果：一是迫使喀尔喀蒙古主动内附中国；二是导致清廷与准噶尔爆发战争，并最终在1697年击败准噶尔，将漠西蒙古（新疆和青海地区）纳入版图；三是造成大清失去贝加尔湖以东的大片土地。

第三后果是这样产生的：在1686年（康熙27年）的雅克萨之战中，清军以优势兵力取得小胜，包围了雅克萨俄军。沙皇政府请求清廷撤围休战，遣使议定边界。

清廷答应沙俄所请。双方商定在色楞格（今外蒙北部）谈判，解决边界划分问题。但就在清廷使团行至喀尔喀地方时，正值噶尔丹东侵，道路被阻，无法赶往色楞格，只得返回北京。

1689年（康熙28年），双方重新协商，将谈判地点改在尼布楚。由于到噶尔丹正在进攻喀尔喀蒙古，康熙帝希望尽早与沙俄划定国界，以便腾出手来对付噶尔丹。

最终清廷在领土上做出重大让步：由最初坚持以贝加尔湖为两国边界，向东大幅退缩至额尔古纳河和外兴安岭。

1689年（康熙28年），中俄两国签订了《尼布楚议界条约》，划定了双方边界。其实，沙俄当时为争夺黑海出海口，正与奥斯曼帝国大打出手，无力两头兼顾。

如果不是噶尔丹进攻喀尔喀蒙古，在色楞格的边界谈判也许可以争取一下，至少不会东退那么多。

尼布楚谈判前，康熙帝的底线是“尼布楚、雅克萨、黑龙江上下，及通此江的一江一河，皆为中国之地，不能拱手送给俄国人。”但最后尼布楚等地都让出去了。

当然，即使没有这个变故，尼布楚谈判中能否保住贝加尔湖以东土地也很难说；即使当时保住了，后来会不会再失去也很难说。外东北及库叶岛后来不就失去了吗？

长期渗透：

13-15世纪，蒙古人建立的钦察汗国（金帐汗国）曾经统治俄罗斯地区200多年。

东罗马帝国在1453年灭亡后，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迎娶了东罗马帝国末代皇帝的侄女索菲娅为妻，承接了罗马的双头鹰标志。俄罗斯从此以东罗马帝国的正统继承人自居，号称第三罗马。

或许是继承了蒙古人的侵略基因，再加上第三罗马的情怀，俄罗斯的领土扩张欲望极强，极具侵略性。

15世纪，由于国势还比较弱，无力对抗欧洲老牌诸强，便把扩张目标瞄准地广人稀的东方，逐步吞并了西伯利亚的大片土地。

到17世纪40年代，沙俄势力已经到达太平洋西岸的鄂霍次克海。这期间，沙俄也把目光瞄准了外蒙。

17世纪80年代，也即噶尔丹东侵之前，沙俄军队从贝加尔湖地区南下，进攻外蒙地区，并鼓动噶尔丹东侵。

喀尔喀蒙古内附清廷及《尼布楚议界条约》签订后，沙俄暂时放弃了武力入侵，转为利诱、拉拢喀尔喀蒙古上层，培植亲俄势力，逐步控制外蒙地区。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沙俄趁火打劫，先后强迫清廷在1864年签订《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1869年签订《乌里雅苏台界约》及《科布多界约》，割走了外蒙境内的唐努乌梁海西北地区。

顺便说一下唐努乌梁海地区的后续演变：俄国十月革命后，苏联继承沙俄衣钵，于1921年3月以“支援东方被压迫人民解放斗争”的名义，派苏联红军进入唐努乌梁海地区，并策动唐努乌梁海宣布“独立”，成立“唐努图瓦共和国”，将其从外蒙分裂了出去。唐努乌梁海地区即现今俄罗斯联邦的图瓦共和国。

宣布独立：

外蒙纳入大清版图200多年，虽有沙俄的不断渗透，但总体上相安无事。

不可否认，在中国的历朝历代，满清在民族政策上是处理得最好的。尤其对待蒙古人，由于系出同源、同信喇嘛教，相对比较优待，早期还与之联姻。

但外蒙地区位于沙俄东进的中间地带。对沙俄来说，外蒙是其远东政策的重要一环，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早在1854年，沙俄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就曾说“中国如果发生政局变动，也不应容许中国新政府把权力扩张到蒙古（指外蒙）。在这种情况下（指政局变动），蒙古应受到俄国保护。”

这一方面表明外蒙对沙俄的重要性，一方面也透露出沙俄在等待时机。

辛亥革命期间，内地各省纷纷宣布“独立”，满清政府瓦解。沙俄认为时机已到，其驻库伦（现乌兰巴托）领事立即行动，策动外蒙上层王公宣布独立，建立“大蒙古国”。

俄蒙军队随即围攻清政府驻库伦办事大臣衙门，解除清军武装，将办事大臣及其随从人员押送出境。此举遭到当时中国政府的强烈反对。

当时内地各省在辛亥革命时宣布的“独立”，是指脱离满清政府，并非从中国独立出去。而外蒙在沙俄势力的掌控下，抓住这一大好时机，要把外蒙从中国分裂出去。

中华民国成立后，由于缺乏强大而统一的政治力量，很快就陷入军阀混战，无力顾及外蒙事务，但也没放弃争取外蒙回归。

1913年11月5日，在沙俄的压迫和日、法、英、德等国的“调停”下，沙俄与北洋政府签订《中俄声明文件》。

其要点如下：“俄国承认中国在外蒙之宗主权；中国承认外蒙之自治权；中国承认外蒙人享有自行办理自治外蒙之内政，并整理本境一切工商事宜之专权。中国允许不干涉以上各节，是以不将兵队派驻外蒙及安置文武官员，且不办殖民之举。俄国除各领事署护卫队外，不于外蒙驻扎兵队，不干涉此境之各项内政，并不在该境有殖民之举动。”

声明文件规定中国政府不得在外蒙驻军、设官员，这还是中国的领土吗？不过沙俄至少在表面上还“承认中国在外蒙之宗主权”。

1915年6月7日，中、俄、蒙三方在恰克图签订《中俄蒙协约》，将《中俄声明文件》内容具体化、条约化。6月9日，外蒙据此宣布取消“独立的大蒙古国”，实行区域自治。至此，外蒙第一次独立行动终止。

Part.3

苏俄革命：

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推翻沙俄政权后，先后在1917年、1919年两次发表对华宣言，宣布废除沙俄与中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

实际上，这只是苏俄的政治策略：首先，对于哪些属于不平行条约，双方的理解是不尽相同的，分歧巨大；

其次，当时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所面对的，是外有干涉、内有反叛，在国际上极其孤立，政权基础十分脆弱，不得不做些姿态，或者说是缓兵之计。

最明显的例子，是十月革命后，苏俄为退出第一次世界大战，与德国签订了极其丧权辱国的《布列斯特和约》。可8个月之后，在德国1918年11月战败投降时，苏俄立即宣布废除《布列斯特和约》。

该条约有多丧权辱国？苏俄按条约规定执行的话，将丧失了将近1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和近5000万居民，并且都是资源丰富的富裕地区。

德国投降后，为了惩罚苏俄退出战争的背叛行为，英国牵头组织军队对苏俄进行干涉。即所谓的14国干涉苏俄。

其中日本最为积极，出动7万军队，在海参崴登陆，沿西伯利亚大铁路西进，一直打到贝加尔湖地区的赤塔，直到1922年才撤出苏俄。

新生不久的苏俄此时根本无力顾及外蒙。这对中国在外蒙恢复主权是个大好时机。

恢复主权：

由于苏俄在外蒙扶持亲苏的蒙古人民党，策动底层革命，对外蒙王公利益产生威胁。

无奈之下，1919年8月，外蒙部分王公贵族联名秘密呈报北流政府驻库伦镇抚使陈毅，自愿取消自治，恢复旧制。

可是外蒙内部矛盾复杂，利益纷争，在取消自治的条件上反复讨价还价。外蒙自治政府与陈毅最终商量出的《外蒙善后条例》，条款竟多达63条。

实际上，当时外蒙反对取消自治的势力也相当强大。为此，北洋政府决定乘沙俄无力顾及之机，武力收复外蒙主权。

1919年10月，北洋政府西北筹边使徐树铮率领西北边防军第1师（2个步兵旅和1个骑兵团），挥师出塞，于当月底抵达外蒙首府库伦。

徐树铮一到库伦，即采取铁腕手段，并否定《外蒙善后条例》。在清除了外围的外蒙及白俄、日本军队后，11月13日，徐树铮指挥军队突然包围外蒙军主力的驻地，将上万外蒙军队缴械，随即派兵将外蒙上层王公“保护”起来。

14日晚，徐树铮到外蒙自治当局总理巴德玛多尔济的住处，给巴德玛多尔济两个选项：一是同意徐提出的8项取消自治条件，二是外蒙先取消自治再商定条件，并限1天内答复。

巴德玛多尔济第二天赶紧召集外蒙王公和喇嘛开会，拟好请求撤治的呈文，立即呈送徐树铮。

11月17日，外蒙自治当局正式向中央政府呈文：“情愿取消自治……所有平治内政，防御外患，均赖中央竭力扶救”，并宣布之前与沙俄所订各项条约“概无效力”。

11月22日，北洋政府大总统徐世昌批准外蒙撤治呈文，并以《大总统公告》形式明令：“应即俯如所请，以顺蒙情”，宣布取消外蒙自治，废除《中俄声明》和《恰克图协约》。

外蒙“独立、自治”近8年后，在内部意愿和武力胁迫等因素共同作用之下，重新回归，纳入中央政府直接管辖。北洋政府随后在库伦设立“中华民国西北筹边使公署”，命令徐树铮部驻防外蒙。

外蒙回归，举国欢呼。在南方对抗北洋政府的孙中山得悉收复外蒙，也欣然致电徐树铮：“比得来电，熟知外蒙回心内向，吾国久无班超傅介子其人，执事于旬日间建此奇功。以方古人，未知孰愈？……外蒙纠纷，亦既七年，一旦复归，重见五族共和之盛，此宜举国欢欣鼓舞之不已”。

将徐树铮比之班超，傅介子，评价甚高。只可惜，1925年12月，在西北军控制北京期间，冯玉祥为报1918年徐树铮诱杀直系大佬陆建章之仇（冯当兵后倍受陆提携且是陆的内侄女婿），派人在廊坊车站截住徐树铮并随即将其枪杀。

再闹独立：

1920年7月，皖系军阀在直皖战争中战败，身为皖系干将的徐树铮率军返回内地.，库伦仅留少数兵力驻守，外蒙从此进入了混乱状态。

1921年2月11日，外蒙一些上层王公勾结白俄残军和日本关东军攻入库伦，中国驻军战败撤离库伦，一部分返回内地，一部分向北撤至买卖城（今恰克图，在俄蒙边界的俄国一侧）准备再战。

此时北洋政权为直、奉两系所掌控，面对属于皖系的外蒙驻军的多次求援，始终不予任何援助。其时，张作霖有意收复外蒙，并被北洋政府任命为蒙疆经略使，调动奉军3个师向外蒙进发。

可直奉两系军阀此时也矛盾重重，相互倾轧，相互牵制。见奉系军队向外蒙调动，直系乘势扩大地盘。见此，张作霖只好撤回远征外蒙的奉军，回师关内争夺地盘。再次恢复外蒙的机会就这样失去了。

在军阀眼里，争夺地盘比维护国家领土主权更重要。当时外蒙的局势也是一片混乱，外蒙人民党乘机邀请苏联红军入境。苏联红军即以追剿“白匪军“为名，打败了在买卖城的中国军队，进军外蒙。

7月11日，在苏俄的扶持下，外蒙人民党建立了君主立宪制的“蒙古国”，回归不到2年的外蒙再次宣布“独立”。

苏俄在1922年与外蒙订立《苏蒙修好条约》，率先承认外蒙。1924年11月26日，外蒙宣布废除君主立宪制，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国”，并改库伦为乌兰巴托。

对外蒙所采取的独立行动，北洋政府多次严正声明，一直拒绝承认外蒙独立。经反复交涉，

1924年5月31日，北洋政府与苏联签订《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及声明书》（即中苏协定），其第五条规定：“苏联政府承认外蒙完全为中华民国之一部分，及尊重在该领土内中国之主权”，并在双方另行商定后“即将苏联政府一切军队由外蒙尽数撤退。”

客观地说，这是中俄（苏）之间难得的一个平等条约。从一战结束到二战爆发这20年时间，国际关系纷繁复杂，且苏联当时尚未完成工业化，国力还不够强大。

所以，苏联是两手同时玩：阳的一手是表面上承认中国对外蒙的主权；阴的一手是在行动上一直支持外蒙独立。

举个例子：1941年4月13日，苏联与日本签订《苏日中立条约》，在与条约同时签署的宣言中，苏日两国居然“誓当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

苏联也一直在外蒙扩充自己的势力，安插代理人，为外蒙彻底独立做准备。

Part.4

雅尔塔协定：

二战末期1945年2月4—11日，美、英、苏三国首脑斯大林、罗斯福和丘吉尔，在苏联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举行秘密会晤，商讨战后世界新秩序和列强利益分配问题。

其核心内容，是美英答应斯大林，以中国东北和外蒙的主权等作为条件，换取苏联在远东出兵对日作战。

会后三国签订了《苏美英三国关于日本的协定》，即《雅尔塔协定》。协定开明宗义：“苏美英三大国领袖同意，在德国投降及欧洲战争结束后两个月或三个月内苏联将参加同盟国方面对日作战，其条件为：外蒙的现状须予维持。”

苏联出兵对日作战的第一个条件，就是“外蒙的现状须予维持”，并让美国去压蒋介石，通过签订苏中友好同盟协定的方式，落实《雅尔塔协定》所开出的条件。

也就是说，外蒙是苏联提出的首要条件，但国民政府当时并没太在意。因为正常理解的“现状”就是现有的状况，而苏联实际上是要乘机改变“现状”。

当时，外蒙与伪满洲国的情况颇为相似，也是由他国扶持的傀儡政府，也得不到国际社会承认。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日本政府无数次的威逼利诱，中国坚决不承认满洲国。最终在苦熬14年之后，迎来了东北的回归。

所以，即使事实上处于独立状态，只要坚决不承认，在法律上就仍属于中国，终归存在收回的可能。可外蒙不一样了。

中苏谈判：

蒋介石在得知《雅尔塔协定》内容后，十分震惊和愤怒，但也无可奈何，他在日记中写到：“忍气吞声，负重致远。”

1945年6月15日，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根据华盛顿指示，会见蒋介石和行政院院长兼外交部长宋子文，通报《雅尔塔协定》的内容和原则。赫尔利说：“杜鲁门总统主意已定,一旦苏俄参加对日作战，则美国政府对于《雅尔塔协定》便不能不予以支持”。并要求中国尽快与苏联谈判《雅尔塔协定》所载明的“苏中友好同盟协定”。

6月27日，宋子文、蒋经国等赴莫斯科谈判。临行前，关于外蒙问题，蒋介石给宋子文的谈判底线；“外蒙可以高度自治，但不能独立”。还特地交待协定中“必须有明确表示不支持中共的内容”。

中苏谈判过程异常艰难，其他条款都好协商，争论的焦点集中在外蒙问题上，即对“现状”二字的解释：中国理解的“现状”，是1924年5月31日双方签订的《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及声明书》中所载明的“苏联政府承认外蒙完全为中华民国之一部分，及尊重在该领土内中国之主权。”

而苏联认为外蒙事实上已经是一个“人民共和国”，所谓“现状”就是外蒙独立。这纯属强词夺理，不是维持现状，而是改变现状。

由于争执不下，民国政府只好求助并希望美国对此做出有利于中国的解释，可美国政府的回复是：“美国政府不曾讨论过《雅尔塔协定》中关于如何解释蒙古现状这一条款,美国政府无权对《雅尔塔协定》的内容做正式诠释”。

实质是美国不想介入中苏争议，而是让中国自己去与苏联商谈。其实，罗斯福拖着病体，乘坐军舰横跨大西洋，万里颠簸赶赴雅尔塔，唯一目的就是恳求苏联尽早对日作战。

对于斯大林提出的各项要求，基本上是有求必应，反正不是自己的，估计当时压根没想过什么“外蒙现状”问题。

双方僵持期间，蒋介石寄希望于感情牌，让蒋经国以私人身份与斯大林商谈一次。蒋经国曾是苏共党员，在苏联留学、生活12年并娶妻生子，还先后3次单独会见斯大林。

底牌托出：

这次私下会见中，斯大林在外蒙问题上，算是向蒋经国托出了底牌：“对苏联而言，外蒙在战略上极为重要，它是从远东进入苏联的‘后大门’，一旦这个后大门被不友好的强国占据，就会成为进攻苏联的跳板。”

其实，从沙俄到苏联，之所以千方百计要把外蒙从中国分离出去，是有其深远的战略考量的，其深层次原因有二：一是与外蒙接壤的西伯利亚地区是其欧洲本土与远东之间的中间环节，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且地广人稀，紧靠西伯利亚大铁路，军事上没有任何屏障和纵深，是沙俄（苏联）远东方向最大的软肋；一旦从外蒙方向切断西伯利亚大铁路，其整个远东地区即成死局，所以非常需要一个苏联控制的外蒙作为其安全屏障和战略纵深。

二是斯大林内心很清楚，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都是沙俄从中国手中夺去的，当时国际新秩序尚未建立，国际关系信奉弱肉强食，通过战争夺取土地是常态；一旦将来中国强大起来，难保不成为“不友好的强国”。

当蒋经国试图打消斯大林的顾虑，反复表明“中国和苏联签订了友好同盟条约，不会进攻苏联，也没有实力进攻”时，斯大林说：“条约是个不可靠的东西。您犯了一个错误，您说中国不具备侵略俄罗斯的实力。但是只要中国统一起来，那么在国际事务中的进步比谁都迅速”。

从这个说辞中，可以明显看出斯大林对“统一起来的中国”是极具戒心的。后来在渡江战役前夕，斯大林希望中国划江而治，是不是也是这个心思？

当蒋经国争辩说：“中国迄今已进行了7年抗战，现在日本人还没有被赶走，东北和台湾还没有收回，再丢失外蒙这么多领土，抗战意义又何在呢?人民将不能饶恕我们，所以我们不同意把外蒙转交给苏俄。”

斯大林不耐烦地说：“您应该明白，今天不是我请求您提供帮助，而是您在请求我的帮助。日本占领了中国，既然要让苏联来帮忙，那就应该接受我们的要求。假如您的国家有实力，你们能够自己粉碎日本人，能够自己保全领土，那么我当然无权提出要求。你们没有这样的力量，因此您现在说的都是废话”。

由于是私人会晤，斯大林这话说的非常直白，也阐明了一个道理：没有实力，就别指望维护主权。

Part.5

外蒙独立：

由于《雅尔塔协定》只写明 “外蒙的现状须予维持”，并没有说要让外蒙独立。在双方第三次会谈中，宋子文向斯大林提出：中国保持对外蒙的主权，但可予其高度自治权。

苏联态度强硬，斯大林在谈判中说：“苏联在外蒙问题上决不妥协！”双方激烈交锋，谈判几近破裂。

7月9日，在与斯大林的第四次会谈中，宋子文根据蒋介石的授意，表示同意外蒙独立，但提出3项交换条件：保持东北三省领土、主权及行政之完整，苏联今后不再支持中共，不再支援新疆脱离中国的动乱。

这3项中，蒋介石最看重的是第2项，最担心苏联支持中共推翻国民党政府。而斯大林对这一点根本就无所谓，所以当即表示同意。

8月14日（日本投降的前一天），双方在莫斯科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其核心内容就是承认《雅尔塔协定》。

条约附有中国外长王世杰致苏联外长莫洛托夫的照会：“因外蒙人民一再表示其独立愿望，中国政府声明，日本战败后，如外蒙之公民投票证实此项愿望，中国政府当承认外蒙之独立，即以其现在之边界为边界”。

这实际上就是同意了外蒙独立，只是披了个“公民投票”的遮羞布。8月24日，国民党政府立法院以95人赞成、4人反对通过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1945年10月20日，外蒙举行全民投票，根据投票结果，97.8%的投票者赞成独立。

1946年1月5日，国民党政府发表公告：“外蒙古人民于民国34年10月20日举行公民投票，中央曾派内政部次长雷法章前往观察，近据外蒙古投票事务人员之报告，公民投票结果，已证实外蒙古人民赞成独立，兹照国防会最高委员会之审议，法定承认外蒙古之独立，除由行政院转饬内政部将此项决议正式通知外蒙古政府外，特此公告。”

国民党政府正式承认外蒙独立，标志着外蒙独立的所有法律程序完成，从事实和法律上完全独立。至此，从1691年多伦会盟纳入中国版图的外蒙地区，在255年后又从中国分离出去。外蒙独立，是苏联强力干预的结果，但也不全是，自身的原因也不容忽视。

内外质疑：

对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当时国内外就有不少人质疑，尤其是外蒙问题上的让步。

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得知这一消息后，致电蒋介石：“我请阁下执行雅尔塔协定，但我未曾请阁下做超过该协定之让步（指同意外蒙独立）。”

时任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署长的蒋廷黻认为：“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与五十年前大清与帝俄同盟条约太相同了。条约及换文，就全体看起来，是极有利于苏俄的，简直可说是片面的、不平等的。”

时任国民党政府驻美大使的顾维钧更是质疑：“我仍然无法理解为什么我们在莫斯科的代表团认为非得向苏联做出超过需要之外的让步不可。

即使从英国的观点来看，中国在外蒙问题上是能够不让步的，美国的国务卿贝尔纳斯也持有同样的看法。

这是贝尔纳斯在1945年9月从莫斯科来参加五国外长会议时在伦敦对我说的。然后他问我为什么我们做出了不必要的让步，他指的是外蒙。我虽不理解为什么这样做，但觉得这个评论进一步证实了艾登(英国外相)对我说的话是有理由的。

我对中国在莫斯科所采取的立场自然是极感失望的，我设想一定有不得不这样做的理由。我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公开当年我们的重庆政府为什么决定不惜任何代价与苏联缔结这个条约的全部理由。”

于是这个条约被世人称为“近代中国最后一个不平等条约”，蒋介石也深知这份协议之屈辱，9月2日在日记里写道：“旧耻虽雪，而新耻又染，此耻又不知何日可以湔雪矣。”

其实，顾维钧所说的“决定不惜任何代价与苏联缔结这个条约的全部理由”只有一个，就是换取苏联承诺不支持中共，但这个承诺并没有写进条约中。

斯大林曾对蒋经国说“条约是个不可靠的东西”，更何况这只是个口头承诺。在中苏条约谈判时，抗战尚未结束，不知道蒋介石为什么对中共那么敏感，不惜以外蒙主权换一个不靠谱的口头承诺？

开始反悔：

中国历经14年抗战，最终收回了东北，却失去了外蒙，国人内心肯定痛心和不甘。上述质疑直到今天仍然存在，但已于事无补。

1946年8月6日，国民党政府驻联合国大使徐淑希发表声明：“蒙古人民共和国在数月之前，尚为中国之一部分，称为外蒙古。其独立乃由选举之故，国民党政府将为欢迎其加入联合国之一国家，吾人固竭诚期望其加入此国际机构。……国民党政府于适当之时间到来时，侪以全力支持外蒙古要求入会申请。”

由于中蒙在边界问题上没有谈拢以及中苏在东北主权交接事宜上产生矛盾等因素，国民党政府在外蒙独立问题上开始反悔，双方关系开始恶化。

1947年6月2日，中、蒙军队在新疆塔克山因边界纠纷发生武装冲突。事后，国民党政府抗议苏联不遵守《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并质疑外蒙主权独立性。

国民党政府还在1947年、1955年两次在联合国安理会行使否决权，阻止外蒙加入联合国。

1948年，在国民党政府官方出版的中国地图中，仍然把外蒙作为中国领土，但又在注释中注明外蒙已经独立。

1953年，已经败退到台湾的国民党政府以苏联未做到“不援助中共”等理由，宣布废除《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关于外蒙的换文，不承认外蒙独立，并下令把外蒙重新纳入“中华民国”版图之内。随后又正式宣布废除《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所有这一系列举措，也只是对苏联表达愤怒和抗议，从中找些心理平衡，没有法律上的效力和实际意义。基于前述的事实，外蒙已经不再有回归的可能。

控诉苏联：

早在1949年9月27日，国民党政府就向联合国大会秘书处提交了控诉苏联的议案：“《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后，中华民国政府一向恪守该条约产生之一切义务，但苏联却屡次背信，不但在东北强奸中国妇女，还劫掠工业设施，价值达80亿美元，超过德境三倍；并支持中国共产党。”

1952年1月29日，联大第一委员会以24票赞成、9票反对、25票弃权通过“控苏案”。联大确认：苏联在对中国的关系中，未能实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控苏案”虽然通过，但对条约效力不产生任何影响，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1961年10月25日，联合国安理会再次投票表决外蒙加入联合国议案。这次，国民党政府在美国的压力下，没再动用否决权，而是选择不参加投票，致使议案顺利通过。

10月27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第1630号决议，接纳外蒙加入联合国，国民党政府也未参加表决。《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之后，在一切程序履行完毕且面对苏联这样的霸权强国，国民党政府想单方面毁约，怎么可能会有结果？

事后想想，《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是在日本投降的前一天签订的，当时如果坚持不签呢？历史不能假设，只能后悔。

在1952年10月召开的国民党七大上，蒋介石说：“承认外蒙独立的决策，虽然是中央正式通过一致赞成的，但我本人愿负其全责。这是我个人的决策，是我的责任，亦是我的罪愆。”

还称放弃外蒙“实在是一个幼稚的幻想，绝非谋国之道……对总理、对革命、对国家和人民应该引咎自责。”

实际上，外蒙最终演变到独立，有斯大林的强权，也有蒋介石因一己之私而导致的轻信和误判，令人唏嘘。

承认现实：

外蒙政府是苏联一手扶持的，外蒙的独立也是苏联一手导演的。所以，新中国成立前后，数次与苏联商谈，试图让外蒙回归，但均无结果。

1949年1月，米高扬访问西柏坡时，毛泽东就曾向苏联提出要求，希望外蒙回归中国，但遭到拒绝。

新中国成立后，采取尊重事实的态度，承认外蒙的独立地位，并于1949年10月16日与之建立了外交关系。

新中国承认既定事实，但并没有完全放弃外蒙回归的念头。毛泽东主席1949年底第一次出访苏联时，虽然外蒙在事实和法律上已经独立，但外蒙回归仍是议题之一，并作为一张重要的牌，以迫使苏联归还旅顺口、大连港和中长铁路等东北主权，双方为此激烈交锋。

所以，双方在1950年2月14日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时，没再涉及外蒙问题。

斯大林去世后，新中国在上世纪50年代曾数次向苏联提出外蒙回归问题，但均遭到拒绝。这一点也不奇怪，控制外蒙是从沙俄到苏联的既定战略，是其远东政策的重要环节，不可能轻易改变。

1960年5月31日，新中国与外蒙签订《中蒙友好互助条约》，明确“互相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此条约的签订，表明新中国正式放弃外蒙回归的想法。

在中苏关系恶化期间，外蒙自然倒向苏联，中蒙关系也非常紧张。直到苏联解体前夕。在中苏关系正常化之后，中蒙两国关系才实现正常化。

1994年，两国签订《中蒙友好合作关系条约》，对1960年条约进行修改和完善，意在建立正常的国家关系。

顺便说一下：2012年5月21日，在台湾的“中华民国”行政院大陆委员会发新闻稿：“民国35年（1946年）我国宪法制定公布时，蒙古独立已为我政府所承认，因此，当时蒙古已非我国宪法第四条所称的‘固有之疆域’”。

也就是说，先承认、后反悔，事隔66年之后，“中华民国”又一次宣布外蒙不属其“法定领土”，其出版的地图上从此不再有外蒙，也终于承认现实了。

北部屏障：

世界历史上先后出现的四大文明古国，唯一延续至今的只有中国。

究其原因，除了文化因素外，与中国独特的地理环境有极大的关系：中国的东至东南部是大海，西南至西部是崇山峻岭，西北部是辽远的高山大漠。

这三个方向，都是难以逾越的天然屏障。在古代，中国以外曾经出现过的强大帝国，都在遥远的西方，在今天的西亚至欧洲一带，都远离中国。

古代欧洲征服欲最强的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征埃及、征波斯、征印度，最终止步于高耸入天的帕米尔高原前。

唯独中国北方，虽然有阴山山脉和戈壁沙漠相隔，但并不难逾越，蒙古高原的游牧民族在历史上就频频南下入侵中原王朝。所以，中国古代唯一的威胁是来自北方蒙古高原的游牧民族。

自秦汉以来的历朝历代，防范外族入侵的重点区域都在阴山至长城一带。直到外蒙纳入大清版图后，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才算彻底解除，长城不再是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对抗的前线。

外蒙独立后，来自北方的威胁又开始出现，只是这次不是游牧民族，而是北方强国苏联。

由于外蒙政权及其独立都是苏联一手扶持和策划的，完全被苏联所控制，相当于苏联的第16个加盟共和国。

所以，外蒙独立后，大大压缩了中国北部的战略纵深，失去了战略屏障，中国北方的防卫线不得不又退回到阴山至长城一带。

中苏对峙期间，苏军第39集团军即驻扎在外蒙，共有2个坦克师、3个摩步师、独立航空兵及其他部队，4300多辆坦克和装甲车、1400多门火炮、320多架飞机，总兵力5万余人，从北部直接威胁中国。其时，外蒙成为苏联威胁中国的帮凶。

在此期间，中国不得不在长城以北地区布置大量兵力，以应对来自外蒙方向的威胁。直到苏联解体后，来自北方的威胁才大大缓解。

结束语：外蒙自1911年首次闹独立，到最终分离出去，首要原因是大国干预，但自身问题也不应回避：首先是北洋政府时期军阀忙于混战，无暇顾及，逐渐失去对外蒙的控制，给苏联渗透和控制外蒙以可乘之机，外蒙内部分裂势力也乘机做大，到抗战结束时已经长达30多年，致使局面难以收拾；

其次是国民党政府在处理外蒙问题上的重大失误，把《雅尔塔协定》中的“外蒙现状须予维持”，以条约形式、经立法院批准并正式公告予以“法定承认”，完成了外蒙独立的所有法律程序。事情已经过去70多年，不少国人在感情上还难以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