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勇，最终还是离开了钟鼓楼

1994年，香港红磡“摇滚新势力”演出结束，第二天香港大小报纸的娱乐头条都是那场演唱会，照片大多是何勇和他父亲何玉生。

何父说：“他们以为大陆的流行音乐很差，结果我们一上台，就把他们震了。”他上街买了一大摞报纸，带回家收藏。

何玉生没想到，那是何勇一生中最高光的时刻。

1969年，何勇在中央歌舞团大院出生。院子里住着崔健，还有鼓王张永光。何勇的父亲何玉生是三弦演奏家，曾在中央歌舞团弹拨乐器声部担任了三十多年部长。“文革”之前，何玉生托人从苏联买了一把电吉他，在后海边上练习。

何勇5岁就开始学习各种乐器，看着院子里的崔健和乐队排歌。

小学初中的文艺活动上，何勇永远是最出风头的那个。但学校里的文艺活动总归是少数，初中何勇休学过一段时间，坚持念到毕业就没再念书了。何玉生没反对，他觉得学校教育未必比实践教育好，把何勇招到了国家歌舞团。

但受崔健他们影响，何勇喜欢摇滚，拒绝正式加入机关单位。

何玉生觉得儿子才华过人，养活自己没有问题。而且何玉生经常出国，见过世面，知道国外玩摇滚的都过得风生水起，就没再干涉何勇的选择。

< 何勇 >

1986年，崔健登台演唱了《一无所有》，一曲成名，拉开中国摇滚的序幕。

那时何勇17岁，他和朋友组了一支乐队——“五月天”，在各处走穴。崔健看过他们演出，评价何勇说：“这小子真了不起。”

1987年，远在西安的张楚和舍友打了一架退学，带着姐姐送给他的吉他来了北京。次年，窦唯加入黑豹，唐朝乐队成立。

那时中国摇滚青年和玩摇滚的老外都汇聚在北京的马克西姆餐厅、日坛、友谊宾馆。张楚、窦唯、何勇、张炬（唐朝乐队贝斯手）、姜昕（窦唯女友）在这里结识，一群人时不时聚起来练歌，搞派对。

这伙人里张炬家条件最好，父母也开明，支持他们做音乐，所以一群人经常在张炬家聚会。

聚在一起聊天时，何勇总说起他的理想：老了以后要建一个“嬉皮村”，大家住在一起，互相照应，养老送终。那里没有阶级，只有爱。

1991年，滚石唱片副总经理，热血青年张培仁离开台湾，在北京成立了魔岩唱片，先后签下了唐朝、张楚、窦唯。

那会儿何勇签约了大地唱片，他希望公司继续给他的唱片投入，但公司不看好他的专辑，事情一再搁置。多次讨要母带未果后，何勇从家里拿了两把斧子，去了公司。

那两把斧子是袖珍版的，上面还系了红绸子，看上去有点搞笑，但何勇拎着进去的时候还是把老板吓着了。

后来何勇跟人炫耀说：“我告诉你吧，楼下，我埋伏了十八个斧头帮！敢不给我？真要敢，我他妈的一斧子劈过去！” 

何勇抢回母带，投奔了魔岩。

魔岩在制作专辑时不惜血本，给了他们最好的支持，但也用李宗盛、罗大佑用过的二手吉他和每月800块的工资换来了唐朝与魔岩三杰的全部音乐版权。

虽然有了商业运作，但摇滚市场并没有向欧美那样大红大紫。摇滚乐手仍然在迷茫中探索。这时，毒品趁虚而入，进了摇滚圈。很多乐手沾了大麻，张炬吸了“4号（海洛因）”。

1993年，何勇和罗琦参加生日聚会时，罗琦与邻桌发生口角，那人用碎酒瓶扎进了罗琦的左眼，造成永久失明。这次事件后，罗琦也沾染了毒品，沉寂了许多年。

几张中国火的专辑发售，摇滚稍有了些名气，但摇滚乐演出对灯光音响的要求很高，当时大陆没有能够消化摇滚演出的场地。崔健筹办演唱会时，说演出需要一百多个音响。场地负责人瞪着他，说：“赵本山四个音响就在我们这儿演了二十多场。”

只有香港有这样的场地。

1994年，张培仁组织“魔岩三杰”和唐朝乐队去香港红磡演出。演出没有申报，一行人办了37个假身份进入香港。

<何勇在红磡 >

演出前，出于宣传的目的，魔岩经理张培仁勾着何勇说了一句：“四大天王都是小丑，只有张学友算个唱歌的。”

这句话登上新闻，惹毛了香港的艺人，魔岩的演出海报和地铁广告被撕掉打碎。大姐大梅艳芳组织抗议，对媒体说：不能那样讲那些艺人，何勇是何许人也？这么狂，你又算什么。

事后的演出证明了何勇是谁：没有他，红磡的演出不会封神。

现场气氛在何勇登台时达到了狂热，他穿着蓝色海魂衫在台上蹦跳，大喊：“香港的姑娘们，你们漂亮吗？”演唱《钟鼓楼》时，舞台上红光亮起，何玉生穿着中式长衫，微闭着眼睛弹拨三弦。何勇站在台上向他鞠了一躬，向台下介绍说：“三弦演奏者，何玉生，我的父亲。”

我的家就在二环路的里边     

这里的人们有着那么多的时间

他们正在说着谁家的三长两短   

他们正在看着你掏出什么牌子的烟

返回大陆的飞机上，其他人仍然很兴奋，何勇在座位上睡着了。

红磡归来，摇滚似乎获得了一席之地。但国内音乐的主流并不是《一无所有》，而是《纤夫的爱》。演唱过《南泥湾》之后，崔健成了不受欢迎的人物，央视和各地演出的申报都不能通过。

摇滚的未来并不明晰。

1995年，唐朝乐队的核心人物张炬出车祸去世。

< 张炬 >

遗体告别会后，每一个人都不愿离去，一群人去了张炬的女友家聊天。

何勇一直坐得远远的，他平时很闹，但那一天却很安静。大家问他为什么不加入进来，他站了起来，走到大家中间，说他要说几句话。

何勇说：我今天哭了，是因为觉得幸福，我已经好久好久没有这么幸福了。我就想坐在边上，好好的看看你们，我觉得已经有很久很久没看见咱们大家这么高兴的在一起了。以前咱们老这样儿，你们还记得吗？

何勇还说，自从卡带时代结束了，CD时代开始了，他的幸福就少了，甚至没了。他说他心中那个温暖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那段时间，他赖在姜昕（窦唯曾经女友）的车上听卡带，在北京城没完没了地兜圈。

张炬的去世给摇滚圈带来巨大的冲击，接着张培仁又离开大陆，摇滚的发展陷入停滞。

那时魔岩在大陆的公司没有注册，属于违规操作。加上台湾滚石母公司出现财务问题，希望张培仁回去。他立志花三年时间，挣够了钱再回北京，继续摇滚事业。

张培仁回到台湾后，滚石转型，主推的是任贤齐《心太软》这样的口水歌。他再回到北京，已经是多年之后了。

接连的变故让何勇积攒了很多愤怒。

1996年，何勇被安排在首都工人体育馆举行的“流行音乐20年”晚会上表演。当晚的表演项目是《姑娘漂亮》，他跳到钢琴上，冲着台下喊了一嗓子：“谁最漂亮？”然后自问自答：“李素丽！”

姑娘姑娘你漂亮漂亮

警察警察你拿着手枪

姑娘姑娘姑娘姑娘

你钻进了汽车你住进了洋房

你抱着娃娃我还把你想

交个女朋友还是养条狗

李素丽是国家推崇的劳模，但何勇在一首讽刺歌曲里提到她，显然是与体制公然对抗。

他说：“我对主流的这种演出很排斥，他们不让老崔演，好像是因为商业的问题，我当时觉得又气又怨。当时上海有个劳模叫徐虎，北京有一个李素丽。我觉得劳模应该是崔健这样的个体户，人家才是白手起家的。”

如果那场演出顺利，摇滚也许会从地下转为地上。但何勇搞砸了，他自己遭到封杀，摇滚圈的人也没有支持他，还认为他害得摇滚不能“转正”。

之后，何勇去美国参加了朋友的婚礼，然后又去了荷兰，把之前仅有的一些积蓄都花光了。

何勇离开的日子，张楚发行了新专辑《造飞机的工厂》。一个歌迷写了封长信给张楚，说自己特别失望，张楚受不了回了西安。之后，窦唯与王菲经历婚变，他觉得以前种种都是阴谋，张培仁是台湾派来的特务。他每天出门就去后海坐着，一坐三年。

< 魔岩三杰：张楚、何勇、窦唯 >

魔岩三杰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张炬去世后，唐朝乐队人员几经变换，再也没能达到当年的辉煌。

1999年，何勇回国。李素丽事件成了过去，中国有了音乐节，也有了能容纳摇滚演出的场地。但在被封杀的日子里，何勇生病了。

2002年1月26日，何勇在深圳参加了一次演出，那次他状态很好，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想拿出最好的东西面对大家，告诉大家我心里最想的。”

回到家里，他却陷入抑郁。春节前几天，何勇在家里点了一把火，他抱着吉他坐在火边微笑。火烧到邻居家，何勇被带去看守所，后来又去精神病院强制治疗一个月。

那天他想自焚。

何勇生病后，在精神病院和警察局三进三出，何玉生一直没责怪他。他说：“我还是为他感到骄傲，他做了努力，做了牺牲，也做了贡献，历史会记住他的。”

2004年，音乐策划人黄燎原邀请何勇参加贺兰山“中国摇滚的光辉道路”音乐节，演出前，罗琦、何勇聚在一起喝酒。

何勇说自己要成立一个团队，像姚明的姚之队一样。何勇不停喝酒，一遍遍地和罗琦说：“我一定要帮你，妹妹。”

“妹妹，从今以后，你再也不会缺钱，你不会为了投资不够，做不出你喜欢的音乐！”何勇抓起酒，和罗琦碰杯，灌下一大口问罗琦：“知道，我，为什么要帮你吗？”  他接着说：“因为，我一直觉得，我该（欠）你的，妹子。” 

何勇哭得双眼通红，抱着身边的人说：“都怪我啊，我他妈的在那儿，怎么还会出那样的事。” 罗琦带着哭腔说：“哥，不怪你……”

十多年过去了，何勇还是没能释怀。

贺兰山的演出在银川，有18支乐队登台，包括崔健、罗琦和重组之后的唐朝、黑豹，是94红磡之后最豪华的阵容。

< 音乐节在戈壁滩上举办，现场大约去了十万人 >

演出时，何勇穿的仍然是10年前那件蓝色海魂衫。前奏响起，他冲着台下打招呼：“银川的姑娘们，你们漂亮吗？”

何勇完全恢复到香港红磡体育馆演出时的状态。他满场飞奔，疯狂蹦跳，和台下的歌迷一起大喊：“交个女朋友，还是养条狗！”

唱到《钟鼓楼》的时候，他说了那句熟悉的台词：“三弦演奏，我的父亲，何玉生。”歌曲结尾，台下歌迷和何勇一起大喊：“是谁出的题这么的难，到处全都是正确答案！”

何勇突然停下，望着台下说了句：“钟鼓楼没变，是我们长大了。”

演出结束，何勇再次陷入低潮。他像歌里唱的那样，养了一条狗，也第一次进卡拉OK唱歌。

9月，何勇与诗人尹丽川领取结婚证书，4个月后，两人又领取了离婚证。之后何勇搬了家，离开了钟鼓楼。

2005年张炬祭日时，何勇给他写了一封信：

" 炬炬，每年的这个时候，布谷鸟都会带来爱的声音。可能是我搬家了，今年她找不到我了。 

我总是想起８０年代我们在一起的摇滚和灿烂的日子。总忘不了你的家人对我们的宽容和溺爱，被我们吃光的泡菜和辣椒。后来，landy（张培仁）和我们实现了一点理想吧。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成功的失败。

……

炬炬，在这个世界上还有爱我们的人，我为他们而呼吸。真实的生命是给予，是爱情，和音乐，希望你也能通过我们感受到世间的生活。对音乐真实的追求，和爱情的失败，写满了我们的青春。

如果音乐算个屁啊，爱情算个屁啊，炬炬！我，现在算个屁呀！"

这一年，何勇成了一个乖戾、反复无常的人。一个小时前还和朋友握手言欢，喝了酒后又开始发怒，觉得对方是想陷害他的坏人，许多朋友都不敢靠近他。

他找别人帮忙发唱片，联系演出，但又放不下明星的架子。情绪好的时候，何勇会想做许多事情，但很快又会被抑郁的情绪拉回去。最终，事情一件也没成。

有一次，他在北京的大街上大哭，说，为什么他们都要离开我？我那么爱他们，然后跑进卡拉OK包厢，抱着话筒唱范晓萱。

 二十多年时间里，何勇只出过《垃圾场》一张专辑。因为市场问题和商业运作不成熟，在魔岩三杰名气最盛的时候，何勇也没有挣到多少钱。

何勇不会洗衣服做饭，也不知道怎么收拾房间。一家人靠着父亲的工资和拆迁款生活。

2006年前后，有个记者和何玉生攀谈，提到何勇，何玉生就摇头：“他以前不是脑子有点问题吗？现在又犯病了，我送他去看病。”

2008年8月，何勇的女儿出生，跟着母亲在广州生活。暑假的时候女儿会从广州回来。何玉生没有再教孙女乐器，像何勇小时候那样。

< 中年“魔岩三杰”：窦唯、何勇、张楚 >

国家出台“八项规定”后，何玉生的民乐队演出行情不好了，他只能靠教学生挣钱。

曾经聚集在一起的朋友没忘了何勇，有了演出就会叫上他，但何勇每次演出过后都会非常虚弱，朋友也不敢叫他。

为了挣些生活费，何勇和张楚登上了《天天向上》。因为长期服用药物，何勇胖了很多。那天两个人都不在状态。节目发在网上，评论全是骂张楚、何勇的——很多年轻的观众不知道他们是谁，觉得两人莫名其妙，那期节目没有意思。

何勇再次出现在公众视野，是他第三次进派出所。

2015年，何勇有一场演出，为保证状态他没有服药。晚上他病情复发，大半夜带着刀去小卖部买烟，拼命敲开门后，用刀捅了看店的老头。

何玉生跟何勇说：“我不关心国家的命运，我关心你的命运，别把自己的一切都毁了。”

< 何玉生与何勇 >

伤人过后，何勇长期在西山与顺义两地疗养。媒体上也没了他的新闻。

2017年，摇滚圈发起义演，为何勇筹款看病。黑豹、唐朝、罗琦、姜昕、张楚都来帮忙筹办演出。

8月20日，何勇女儿的生日那天，《致敬钟鼓楼》演唱会首演。那时何玉生刚做完心脏手术，没有赶去现场，何勇还在医院，只有何勇的母亲穿着海魂衫站在人群里。

张楚站在台上说：“今天是一个属于何勇的节日，我们都因为你相聚在这里。”

演出的最后，姜昕、项亚蕻、天堂乐队一起唱了《钟鼓楼》。舞台的大屏幕上回放着94红磡演出的照片，年轻的何勇穿着海魂衫，系着红领巾在台上蹦跳。歌曲结束，现场响起了何勇在红磡说的那句：“我现在用一句北京话向你们问好，吃了吗？”

演出前姜昕去探望何勇，他精神状态不错。

姜昕问他：“你还记得嬉皮村的梦想吗？”

何勇说：“记得，等我出去。”

参考资料：

[1] 洛兵，《我的音乐江山之何勇：<摇摇滚滚地活着>》

[2] 姜昕，《长发飞扬的日子》

[3] 《何玉生，摇滚歌手的父亲》，《三联生活周刊》

[4] 盛志民，《再见，乌托邦》纪录片  

[5]《一无所有三十年》，《人物》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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