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学》2：伽利略是19世纪传教士编造的

1842年《南京条约》签署之后，西方传教士再次进入了中国，神奇的事情再次上演。这些研究上帝神祗的传教士摇身一变成了数学家、天文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又一次开始向中国人传授先进的西方科技了。

1843年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麦都思在上海创立了墨海书馆，之后又有多名传教士参与，如伟烈亚力、艾约瑟、合信等。在中国文人的帮助下翻译出版了大量西方科技著作，如《数学启蒙》、《续几何原本》、《代数学》、《代微积拾级》、《重学浅说》、《重学》、《西医略论》、《妇婴新语》等。这些中国文人最有代表性的是王韬和李善兰。

王韬

王韬（1828-1897年），苏州甪直人，早期维新派的代表人物。1845年王韬中了秀才，但次年考举人不第。王韬的父亲王昌桂在上海设馆教书，正好与墨海书馆是邻居，王昌桂也参与过墨海书馆的译著工作。1847年王韬去上海探望父亲时参观了墨海书馆，得到了传教士的热情招待。第二年王昌桂去世，为了生计王韬加入了墨海书馆工作，帮助麦都思翻译《圣经》、《重学浅说》、《光学图说》等。1854年王韬接受洗礼成为基督徒。1856年、1859年王韬又两次参加乡试都名落孙山。

科举不第，投靠洋人，皈依耶教。与明末徐光启、王征等人的人生路径如此相似，历史总是在不断重演。

1860年太平天国围攻上海，王韬上书劝说太平军不要攻打租界，应该把清军作为主要对手。后这封书信被清廷发现，下令通缉王韬。王韬在英国人的庇护下逃往香港，在香港帮助传教士理雅各翻译《十三经》、《尚书》和《竹书纪年》。

1867年王韬前往欧洲，经埃及进入地中海，游历了意大利、法国和英国。在苏格兰继续帮理雅各翻译《诗经》、《易经》、《礼记》等中国著作，并把自己携带的一万一千卷中国书籍捐给了大英博物馆。

不是欧洲向中国传播科学技术吗？怎么是王韬给英国捐书呢？这和金尼阁带来7000卷书是不是异曲同工？

1870年王韬回到香港，并于1873年创立《循环日报》，提出变法自强的口号，自此成为早期维新派的代表人物。1884年王韬才回到上海定居。

从1848年王韬加入墨海书馆，到1884年回到上海，至少有30年时间王韬是生活在英国传教士的庇护之下。他尽心尽力的为英国人服务，难道仅仅是因为仰慕西方的科学技术？

以往的历史研究者把以王韬为代表的这批参与译书的“秉笔华士”称为“口岸知识分子”。口岸知识分子共同的特点就是举业无望、经济困顿，而传教士恰恰为他们提供了优厚的待遇。以王韬为例，王韬在墨海书院的报酬是“所入岁得二百金”，金指银元，包括西班牙银元、墨西哥银元、日本银元等在晚清都可以通行。一银元约重0.72两，成色九成银，1银元兑换0.7两白银。王韬一年的收入是140两白银，而当时七品翰林院编修的年俸是45两，五品外官的年俸是80两（不包含养廉银），知府知县的幕僚可以达到250两，普通私塾的塾师是100两左右。落第文人如果能成为官员幕僚，收入是比较丰厚的，而私塾先生却是大部分文人比较体面的归宿了。墨海书院给王韬提供的薪水比私塾先生高40%，且这个薪资水平还只是秉笔华士的中等收入。

以往对于口岸知识分子的评价，往往强调他们促进了中西方文化的交流，清末开眼看世界的先驱，与明末徐光启、王征等人的评价如出一辙。

然而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这种行为是不被世人接受的。在经历了鸦片战争的血泪，王韬投靠洋人无异于充当买办。墨海书馆的传教士与侵略者和殖民者有紧密的联系，比如，与麦都思一同翻译圣经的传教士郭实腊是明确的英国间谍，他参与鸦片贸易、刺探情报并全程参与了鸦片战争，是《南京条约》签署过程的英国翻译。麦都思郭实腊都与太平天国有接触，意图颠覆清政府。王韬的故交好友纷纷与他割袍断义。他的妻兄杨醒逋指责他“附腥慕膻，托足夷狄之间”，要“歧路而返，回头是岸”。王韬在给故交的书信以及他的日记中都体现出他内心的挣扎。

“名为秉笔，实供指挥，支离之学，非特履瓿糊窗，直可投诸溷厕。玩时愒日，坐耗壮年，其无所取一也”——《王韬日记》

“贫贱何足耻，富贵不可求，但当安吾贞守吾素而已，今人得温饱便不识名节为何物，可嗤可惜，我今亦蹈此辙，能不令人訾我短耶。”——1850年王韬给弟弟王谘卿的信

“堕地以来，寒暑三十易。精神渐耗，志气渐颓，而学问无所成，事业无所就。徒局天踌地于西人之舍，仰其鼻息，真堪愧死。思之可为一大哭。”——《王韬日记》

或许是内心的挣扎无法排解，或许是天性放荡不羁，酗酒、狎妓、抽鸦片成为了王韬日记中是每日必备。

早期的王韬可以算是寄人篱下，仍然寄希望于通过科举摆脱这种境况，但两次乡试都没有上岸成功。1860年因上书太平天国而被通缉，致使王韬彻底失去了科举的机会。在他此后的人生中，反对科举、倡导西学也就成为了他唯一可以安身立命的手段。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再来看看王韬与伟烈亚力翻译的这本《重学浅说》。

1857年伟烈亚力在墨海书馆创立了上海第一家中文报刊《六合丛谈》，1858年《重学浅说》发表在《六合丛谈》上，分别为连载和单行本两个版本。

1861年，《六合丛谈》被引入到日本，《重学浅说》在日本有多个版本流传，1890年王韬晚年把《重学浅说》收录在他的作品集《西学辑存六种》当中。

翻看《重学浅说》，并没有比《奇器图说》有任何突破，仅仅对《奇器图说》第二卷器解的内容作了阐述，介绍了杠杆、滑车、斜面、轮轴、劈、螺旋六种基本机械的原理。从《重学浅说》的内容来看，西方自明末偷窃了《奇器图说》后到1858年的200年间，在力学方面并没有任何进步，对于牛顿的力学三定理只字未提。既然西方科技已经达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为什么连一本完整的《奇器图说》都不舍得给国人看？且在编写时涉及的理论完全不超出《奇器图说》的内容范围，这非常不合理。

而墨海书馆把一本旧书的内容拿来重新发表出版，也恰恰说明了清朝此时在科学知识方面的全面倒退。这些知识早在200多年前就已经在华夏流传了。

至此，对于《重学浅说》的考察貌似没有什么值得讨论的，但是对比了一下不同版本，还是发现了一些有价值的信息。

1890年王韬晚年把他的著述整理成了《西学辑存六种》，在《重学浅说》的内容中与1858年在《六合丛谈》上发表的版本多出了一篇序言《重学原始》。对比《奇器图说》的序言，《重学原始》已经不再提自古流传的力艺之学了，把重学的发源明确的定义为古希腊。这种差异证明了西方人在有意的塑造西方文明，打压贬低华夏文明。（关于奇器图说的序言分析，详见《奇器图说》1：遗落在牛顿头上的那颗苹果）

除了亚奇默德（阿基米德），在奇器图说中提到的韦达、斯蒂文、阿格里科拉、拉莫里统统消失了，之前创造的这些伪人已经成为牛夫人了。如今新人换旧人，取而代之的是：伽离畧（伽利略）、瓦力斯(John Wallis)、海根斯（惠更斯）、奈端（牛顿）、多利遮里（托里拆利）、巴斯加勒（帕斯卡）、瓦德（瓦特）、拜勒（波义尔）、马略德（马略特）、胡威立。西方人编造伪史是逐代累积的，而明末清末这两个观察窗口，恰恰让我们能清楚的观察这种累积过程。

伽利略号称与邓玉函关系紧密，也有说法是伽利略与利玛窦是好朋友，汤若望是伽利略的学生。1615年传教士阳玛诺的《天问略》、1626年汤若望的《远镜说》都提到了有西人发明了望远镜，许多学者望文生义认为这就是伽利略发明望远镜的证据。然而在明末清初传教士的所有著作中，都没有出现伽利略这个名字。阮元1799年的《畴人传》中记述了奈端、哥白尼，也没有伽利略。既然伽利略与传教士关系如此紧密，为何其同时代的传教士没有任何一个人记录他的名字呢？19世纪中叶伽利略这个名字才出现在墨海书馆发行的书籍当中。也就是说，17、18世纪都没有人知道伽利略，他是19世纪中叶才被伪造出来的。

至于牛顿，《御定考成后编》和《畴人传》记录了奈端测定岁差，就没有任何其他信息了。而在王韬的《重学原始》中记述了奈端“考获抛物之径路，水液两质之流动，并物力相互摄引之理者”，“考察诸他质物游行于流质内有何隔阻之理”、“推得其确数”。这些内容基本对应了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涉及的内容，因为李善兰编写过一部《奈端数理》，王韬在晚年写这篇序时对这部分内容有过了解是合理的。但是矛盾出现了，牛顿1703年当选英国皇家学会会长，做了24年会长直到死去。显然牛顿在世时就已经享誉欧洲了。那么他对人类科学贡献最大的牛顿三大定律为何无人提及？既然牛顿三定律带动了英国的工业革命，为何到了1890年王韬还不知道牛顿与运动三定律的关系？王韬可是亲身探访过英国乃至欧洲的。

显然在1890年，运动三定律还没有被移植到牛顿身上，此时西方人塑造的最伟大的物理学家，叫做胡威立。

又是一个很陌生的名字，我们在高等教育之前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人，却被王韬称为19世纪最杰出的重学专家。上图是他百度百科的全部内容，像拉梅利一样，是因为一本书而被创造出来的人物（详见《奇器图说》3：machine的意思原来是中国磨）。胡威立的著作与牛顿的著作高度重合，可见牛顿著作的内容在19世纪中叶仍然是前沿的科学。西方人先创造了一个胡威立来承载这些科学理论，之后又发现这个人出生的不够早就迅速抛弃了，去全力打造牛顿的伟大形象了。

王韬在《重学原始》中唯二提到的中国人是墨子和阮元。我认为这才是王韬增加这篇序言的真实目的。王韬一生都在卖身事夷、仰人鼻息的痛苦中挣扎，明知这本著作出于中国却要美化成西方科技来发表，到了晚年辑录这本书时故意留下了这些线索，算是对自己内心良知的告慰吧。墨子的名字在《几何原本》、《奇器图说》、《重学》中反复出现，说明了古代文人对于这些科学源头的认知是明确和统一的。王韬提到他就是要表明这些科学来自中国古代传承。阮元是乾隆嘉庆年间有重要影响的官员和学者，对于经学、史学、天文历算涉猎广泛。阮元是清中期最重要的“西学中源”学说的支持者，他编著的《畴人传》多次阐述西方科技都是源于中国古代科技的流传。王韬在序言中提到墨子和阮元，读者就会直接联想到西学中源，这都不能算是一种暗示了。

虽然背负着以身事夷的污点终其一生，当我读到这里时内心对王韬的鄙夷却大大消解了。134年前那个挣扎的灵魂，虽然仍无法摆脱他现实中的枷锁，但隐晦的有意为之，期待有一天后人能解读出他的用意。

要感谢这个信息发达的时代，让我打开了这个在时间长河中漂流了134年的漂流瓶。

关于胡威立，重点要考察的是李善兰编写的《重学》，下期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