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光启、利玛窦与《几何原本》（三）

徐光启、利玛窦与《几何原本》（一），讲述了耶稣会如何进入明朝上层社会。

徐光启、利玛窦与《几何原本》（二），讲述了耶稣会如何一步步渗透掌控明朝的统治阶层。

关于明代的灭亡，以往的观点都是说亡于党争，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与代表东南大地主阶层的东林党的内斗导致明朝统治摇摇欲坠。当崇祯登基以后，清除了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所有的罪名就都扣在了阉党的头上。但是如果你对中国历史稍有研究，就应该知道历朝历代统治者都在致力解决皇权与相权、中央与地方的权利分配问题。皇帝的统治从来都不是天经地义的，而是需要利益集团的支持才能维系的。以皇帝为首的皇族、太监、外戚构成了皇帝集团，以宰相为首的文官集团，地方的封疆大吏以及军阀集团，各个集团的平衡一旦被打破轻则动乱重则亡国。因此把所有问题都归因到某一个势力的某一个人这就是说书艺人对国家统治的理解水平了。

皇帝不会因为宠爱魏忠贤就给他无限的权力让他去祸祸天下百姓，而太监也不会因为有了权利就胡作非为到葬送掉整个国家。太监是皇帝集团的组成部分，太监是高度依赖皇帝的，因此太监集团是最维护皇权利益的。明代以东林党为代表的文官集团势力庞大，皇帝因此才建立东厂西厂锦衣卫这些特务机构，实质上就是皇帝以太监为班底重新建立了一套人事体系。这些太监与皇帝是利益共同体，忠诚度可比东林党高多了。东林党说万历皇帝20年不上朝，天启皇帝酷爱木工，不理朝政，实际上是皇帝依靠太监系统把国家大事都办了，懒得跟东林党在朝堂上辩经而已。

崇祯皇帝清除了魏忠贤和阉党，实质上是把维护皇权利益的太监集团清理了，重用的东林党人只会高谈阔论。阉党贪污，东林党一样贪污，但是阉党干事，东林党人事不干。

东林党代表的是东南沿海地区新兴资本势力，是随着郑和下西洋被叫停，民间海运贸易替代了官营出口贸易而出现的海商利益集团。开放言路，反对宦官干政，反对矿税是东林党的政治主张，很明显可以看出这都是为利益集团服务的策略。开放言路是主导舆论话语权，东林党最擅长的就是掌控言论。反对宦官干政是维护自身的权利体系，不受皇权的干涉。反对矿税干脆就是不交税，所有利益归为己有，国家休想沾边。收取商税矿税恰恰是太监补充国家财政最有效的办法。盐铁专营是中国几千年历史验证了行之有效的治国手段，反对矿税就是阻断国家的中央财政，这和今天有些人天天高喊反对国营经济，是不是如出一辙？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

明代张居正的一条鞭法确立了白银作为明朝的法定货币，东南地区改稻为桑，发展纺织、陶瓷等手工业，美洲的银矿被源源不断的开采出来运到中国，换取了丝绸、陶瓷、茶叶运回欧洲，殖民者在非洲买卖奴隶再运到美洲开采更多的白银。整个世界围绕白银建立起了大循环。在这个过程中东南的海运业、手工业者成为最大的受益者，东林党正是代表了他们的利益。这也就解释了东林党为什么会对外国传教士天然的亲近。殖民者与买办从来都是互惠互利，从明代、清代到民国，莫不如是。

由于明史很多被篡改，已经很难探究出到底是东林党引来了耶稣会，还是耶稣会收买了东林党。就如同徐光启的孙子徐尔默在《跋几何原本三校本》中所说，耶稣会与东林党也是“两相成而两相得也”。

从前两章的叙述可以看出，利玛窦从肇庆、韶州、南昌、南京、北京每一步都是瞿太素通过自己的人脉在推动，利玛窦改僧服为儒服是听从瞿太素的建议，请利玛窦到白鹿洞的章潢是瞿太素的老师，与传教士亲近的官员以礼部官员为主。究竟是利玛窦在传教还是瞿太素在推动利玛窦传教？耶稣会的创始人叫依纳爵·罗耀拉，罗耀拉是地名，按中国人的习惯这个人的名字就叫依纳爵（Ignatius），而瞿太素的教名也叫依纳爵。

当崇祯皇帝继位，清除了阉党，开始重用东林党。遍观朝堂到处都是天主教的党羽，朝堂、军队、后宫都被渗透，公开受洗入教的也比比皆是。从1610年利玛窦死时中国的天主教徒只有2500名，到徐光启死后的1636年已发展到38200人，其中有一百四十个亲王，四十个皇族，七八十个皇族命妇，一等大员十四人、进士十人、举人十一人、生员三百余人。就连崇祯皇帝本人也信奉天主教。

“上（崇祯）初年崇奉天主教。上海（徐光启）教中人也，既入政府，力进天主之说，将宫内供奉诸铜佛像尽行毁碎。” ——文秉《烈皇小识》

向崇祯传教的恰恰就是徐光启。

1643年成都知县吴继善帮助耶稣会士利类思和安文思在成都开教，张献忠攻占成都，吴继善投降，利类思和安文思成为大西朝的天学国师。

1644年李自成攻占山西，绛州大族韩霖降闯。韩霖也是徐光启弟子，曾帮助艾儒略在山西开教，韩云、韩霖、韩霞兄弟三人及全家都是天主徒。李自成对耶稣会一直非常友善。

1645年汤若望归顺清朝，掌管钦天监。

天主教渗透至此，到了南明永历皇帝，满朝尽是天主徒，两位太后、皇后、太子都受洗入教，兵败向教皇求援，也就不足为奇了。

以前我对崇祯的看法是君王死社稷是政治上的幼稚，如果南迁南京，以长江天险为屏障，至少也能维持如南宋的疆域几百年，或许还能北伐收复失地，而崇祯一死南明拥立的皇帝没有正当性必然分崩离析，失去了王朝延续的可能。但是最近研究伪史却得出了不同的结论，明朝已经被耶稣会士一步步蚕食渗透最终被推翻，从叶向高的门生王化贞坑死了威震辽东的熊廷弼，到徐光启蛊惑朝廷聘请葡萄牙炮兵渗透军队，从徐光启李之藻与耶稣会士一同修历掌管钦天监，到洪承畴降清崇祯至死都不能确认，崇祯完全失去了对军政的控制，而耶稣会的势力却渗透进了当时中国每一股政治势力。

尽管这个国家的政权和统治家族正在更迭，有落进鞑靼人手中的风险，这是天主的安排，好让我们在中国这些大片庄稼地里，看见和收获大捆的果实。宗室成员信教的那值得庆贺的时刻也会来，他们能够驱散老百姓对信教的疑惧阴霾，整个中华归主也就指日可期，他们将去拥抱天规诫命。为了达成此愿，我们惶恐地恳求尊父您的神圣祝福，您在圣祭当中来为我们代祷。何大化 ——《耶稣会1644年中国年报》

正因为如此当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祯已经没有机会南逃了，他大概还觉得耶稣会士能够给他一些帮助，南逃的路线选择了天主教南堂所在的宣武门，然而恰恰是这些耶稣会士阻止了他的去路。走投无路的崇祯此时不得不选择了死社稷。

“现在，皇帝顷刻之间发现，自己已经身陷太监和强盗的双重囹圄之中了。他跨上了一匹马，在只有600名骑兵的保护下，莽撞地冲向了已经大敌压境的城池的正面。这个城门是原先耶稣会士的小教堂所在地，皇帝试图从这里逃走。但正是这些人，拦住了他的去路，因为他们已经将皇帝当成了战利品，拱手让给了敌人。皇帝只能绕过神父们的房屋，向另一个门跑去。但为了防止宫内的人逃跑，那些原本用来保护城门的地方已经被付之一炬。这位不幸的君主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被迫重新回到了紫禁城内，在那里听候命运对他的最后裁决。” ——汤若望 《中国传教史》

崇祯皇帝

1644年崇祯在煤山上吊。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求助艾儒略商讨抗清未果，随后南京陷落，弘光帝被俘。

1645年天主教徒郑芝龙在福州拥立隆武皇帝。

同年耶稣会士何大化在福州登门拜见司礼监庞天寿，何大化称天主教徒庞天寿为天主教的柱石，又是这个熟悉的称呼。

同年郑芝龙降清，隆武皇帝绝食自尽。

1646年庞天寿偕毕方济往澳门求援，这个时候还在指望着教皇。途中已闻福京陷落，故转赴肇庆，带300葡兵事永历帝。南明的军队有葡萄牙士兵，军旗上是西番文和十字架。

天寿事天主教,拜西洋人瞿纱微为师。勇卫军旗帜皆用西番书为符识,类儿戏。又荐纱微掌钦天监事,改用西历,给事中尹三聘劾罢之。——王夫之《永历实录》

南京、福州、肇庆，全部都是耶稣会士传教的聚点，这或许不是历史的巧合，而是南明完全依附于耶稣会势力的体现。

1650年 瞿汝夔的侄子瞿式耜在桂林被俘就义。是为数不多为国尽忠的天主教徒，然而也有观点认为瞿式耜有妾，有可能后期已经脱离了天主教。假如瞿太素能预知到自家的子侄最终结局，不知会作何感想。

1662年 永历皇帝被杀，南明灭亡。

1664年中国天主教徒达到了248180人。

1670年273780人。

1680年徐光启的孙女徐甘第大去世。她被称作“中华教会之母(Mother of the Mission)”、“耶稣会之姊(Sister of the Company)”。

1700年中国天主教徒达到明末清初的顶峰300000人。

1600-1700,100年，这就是耶稣会最终取得的成果。对于耶稣会士渗透颠覆大明统治，后果如此恶劣，我们的史学工作者竟然熟视无睹，天天在鼓吹开创了中西方文化交流，传播了先进的科技文化。但是文化交流之后的后果是什么呢？科学思想来了国家亡了，这是不是有点说不通？

而当我们反转了视角，放弃了对西方的美化和迷信，站在殖民者的角度去审视这段历史，一切问题就豁然开朗了。

现存的中国科技典籍大多以欧洲人口译、中国人笔述的形式完成，显然不符合客观事物的基本逻辑。这些传教士大多是到达澳门后才开始学习中文，没过几年就都成了百科全书式的科学家思想家了，然后在没有原书的情况下口述几十本科学著作，而那些不懂欧洲语言的中国人又是如何理解并完成这些学术著作的？这样的荒谬的事情发生了几百年如何不让人质疑呢？

合理的解释是华夏在唐宋时期的科技水平已经相当发达，南宋的海运贸易空前繁荣，航海术已经成熟。明代郑和下西洋时代科技水平已经发展到空前的水准，但是出于某种原因郑和航海被叫停，官营海外贸易演变成了私营走私贸易。随着官方文献的散佚，科技也被东林党等势力所垄断。明末东林党出于政治目的勾结耶稣会士，借洋人之口表达政治主张和达成个人目的。而耶稣会士凭借殖民者的资助打开了明朝的大门，窃取了明代的科技，以郑和大航海时代的科技成就以及白鹿洞的思想大成，完成了欧洲文明的跃升，并逐步编造出古希腊、古罗马乃至古埃及、古巴比伦的文明起源。

这里存在一个矛盾，美第奇家族腐化破坏基督教的思想为金融资本发展服务，而耶稣会是维护基督教传统的，因此耶稣会最重要的工作是完善《圣经》以强化基督教的合理性。在亚里士多德：西方伪史之典范？（二）中已经论述过17世纪欧洲只有拉丁文具备初步的文字功能，因此完善的《圣经》这时才开始形成，借鉴了中国的哲学思想以及神话故事编写完成的。这一点从罗明坚的《天主实义》和利玛窦的《交友论》这些早期著作就能体现。耶稣会士们从来没有就任何科技理论产生何种争论，反倒是针对上帝、天主、主应该如何称呼争吵了近百年。这种思辨和争论才是产出学术成果的正常状态。这个过程中耶稣会士和天主教三柱石都发挥了巨大作用。

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

以下是今日份暴论：

圣经《新约全书》包括福音书、历史书、使徒书信和启示录。其中福音书有《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四卷;历史书有使徒行传;书信共有二十一卷，其中确定为使徒保罗所写的有十三卷。

这看起来还挺正常的，但是以拉丁语发音翻译的名字就看出问题了，马太翻译为玛窦，约翰翻译为若望，保罗翻译为保禄。耶稣的使徒圣玛窦、圣若望、圣保禄恰恰对应了17世纪在中国最重要的三位天主徒利玛窦、汤若望、徐光启（保禄）。这是一种巧合吗？在我看来这三位对于天主教的功绩足以称得上是圣徒了。

保禄发展和完善了基督教的传道方式。耶穌生前特选了12名使徒，早期基督教的活动是在使徒的领导下活动，主要局限于犹太人范围内。保禄的出现拓展了基督教的传播区域，搭建了基督徒和外邦基督徒之间的联系桥梁。他接受过严格的犹太教育，又能够说一口流利的希腊语对希朋思想和文献了如指掌。他是罗马公民，这使得他可以自由四处奔波，在旅途中受到保护，可以进入上流社会。保禄常被称为外邦人的使徒，是最认识耶稣、最理解耶稣的人。“保禄的心，就是基督的心”。

这段话把灰色的字换成中国，这说的是圣·保禄还是圣·徐光启呢？

大概检索了一下圣保禄教堂，耶稣会士进入中国的前一站印度果阿有圣保禄教堂，澳门的地标大三巴即圣保禄大教堂，是耶稣会澳门教区的总堂。徐光启的原籍上海吴淞也有一座圣保禄大教堂。所以这些教堂究竟是在纪念谁？

澳门地标大三巴——圣保禄大教堂

尼采认为基督教的创始人实际上是保禄，而不是耶稣。保禄解释了耶稣之死，并将耶稣否定的“罪与罚”的逻辑重新归给了基督教。

罗马城外圣保禄大殿，据称圣保禄安葬于此

故事变得越来越有意思了。

1812年，徐光启后人聚居的法华汇被命名为“徐家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