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国宝发现铭文，印证周王室丑闻，武王伐纣充斥道德谎言

武王伐纣是商周鼎革之际的一件大事。

起于西土的周国原本是殷商王朝的臣属方国，至周文王祖父亶父在位时，势力大增的周人有了“实始翦商”的扩张计划，但因商朝实力强劲，周人的东出被殷商王朝成功遏制，周文王被迫献洛西之地于商，甚至其本人也被纣王拘禁。

但到了周武王时期，商周攻守异势，武王姬发通过伐耆、观兵孟津、牧野之战三次大的军事行动，最终完成了王朝易代。

不过，牧野之战并不意味着商王朝的完结。

事实上，纣王死后，商人的势力依然强大，东夷之地依然有大量臣服于商的方国，周朝对商都故地的统治并不稳固。所以，周武王采取封纣王之子武庚，又设三监方式管理商朝旧地。

在克殷三年后，周武王去世，武庚联合管、蔡发动大规模复国运动，徐国、奄国、薄姑等臣服商朝的方国也起兵响应，年幼的周成王大有失天下的可能。

这个时候，负责辅政的周公姬旦力挽狂澜，据《尚书大传》记载：“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

可以说，周公对周朝的定鼎远比武王伐纣“战一日而破纣之国”来的更加艰辛，其难度不亚于再来一次灭商大战。司马迁在《史记》中即谈到：“昔周成王初立，未离襁褓，周公旦负王以朝，卒定天下。”

与历朝历代的摄国理政的权臣不同，周公在成王成年后即行还政，退居臣属，留下了“周公辅成王”的佳话。但是，成王对这位勤劳王事的叔叔却并不买账，怀疑周公作乱，周公被迫奔楚。

虽然“周公奔楚”在《史记》和《论衡》中均有记载，但历代学者皆笃信周朝以仁义立国，对此事持怀疑态度，认为“周公揃爪奔楚，谬传耳”。

好在周朝贵族有在青铜器上铸刻铭文的习惯。

在河南洛阳出土的西周时期青铜器国宝令方彝上，人们发现了一段隐秘的历史事件：铸刻内容不仅有“周公”字样，更是出现了“周王（断代为成王）伐楚”事。令簋铭文也出现“王伐楚伯，在炎”字样。

楚作为远古部族，早在殷墟甲骨文中即已出现，周成王时，楚尚未成为诸侯，其实力绝非强大的周王朝对手，早期的历代楚君皆“跋涉山林以事天子”，绝不会主动开罪于周。即便真的有不尊行为，周王室只需一道诏命，随、吕、邓等周天子分封的诸侯国也足以对楚人实施惩戒。

周成王却采取了率六师亲征的方式，其规模已超出了惩戒的需要。究竟是什么样的深仇大恨，让周天子要对楚采取如此大的军事行动呢？

出土的令方彝铭文与《史记》等文献记载的相互印证，向我们表明，成王的征伐，是对楚人收留周公的报复。武王伐纣的理由是纣王失德，所以，周朝建立后事实以仁德标榜自居。但侄子卸磨杀驴听信谗言要除掉有大功于周的周公，无疑是周王室仁德掩盖下的一桩丑闻。

成王对楚的征伐，更是把王室内的争斗牵连到了无辜的楚人。在周公与成王的误会解除后，周公回到成周，但周王室对楚的征伐却并未停止。成王伐楚迫使楚人远离故土南迁，周昭王继位后却依然对楚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周本纪》对周天子连续亲征楚国的行为有一句耐人寻味的记载：“其卒不赴告，讳之也。”

这说明西周对楚的征伐，根本不符合“有罪才伐之”的道德理念，与商纣王的开疆拓土行为并无什么不同。如此看来，武王伐纣时所声称的“殷有重罪，不可以不毕伐”，充斥的是德道谎言，其出兵的真实目的，无非是对殷商政权的觊觎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