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学》1：清朝科技文化的断崖式衰落

《奇器图说》的理论部分是《重学》，顺着研究《几何原本》的思路，再去看清初和清末两个时间段关于《重学》的发展。

《重学》这个系列是《奇器图说》系列的延续。

在清初流传的著述里找到一本《重学》，作者是明末清初的数学家薛凤祚。收录在他的著作集《历学会通》第26卷（1664年）。

薛凤祚（1599-1680年），出身书香门第，曾师承魏文魁学习中国历算。1652年前后薛凤祚到南京与传教士穆尼阁完成了《天步真原》，与传教士罗雅各、穆尼阁、汤若望交往密切。其一生研究成果汇集为《历学会通》80卷，其中《比例对数表》12卷，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对数专著。此书首次介绍了对数的求法、原理，编制了一至二万的常用对数表，并计算到小数第六位。李约瑟称其书是“中国最早的对数表及其讨论。” 与天文历算学大师王锡阐被并称为“南王北薛”，《清史稿·畴人传》将其列为畴人之功首。

然而这本《重学》的内容让我大失所望。书中完全简化了王征《奇器图说》和《新器图说》的内容，错漏之处随处可见。完全遗失了《奇器图说》中严谨的逻辑关系，仅包含起重、引重、转重三部分，而关于地心引力、密度、浮力、重心等方面的内容都被省略了。既然传教士和信徒们辛辛苦苦引进西方科技，完成了《奇器图说》，怎么仅仅过去了30多年，就荒废至此了？

薛凤祚把《奇器图说》的作者邓玉函写成了金四表（金尼阁），而在正文部分都是以概要的形式出现，基本可以确定薛凤祚完全没有看过原版的《奇器图说》和《新器图说》，他所参考的是一本学习笔记提纲，且这本提纲错漏还非常多。可能就是金尼阁在学习中国知识时的课堂笔记。

具体内容对比可以参考《奇器图说》1：遗落在牛顿头上的那颗苹果中对内容的分析。这里就不再细说了。

再看内容：

薛凤祚的《重学》漏画了杠杆支点，连最简单的杠杆原理都是错的。

《重学》中的所有图说都把人物省略了，这也符合学习者做笔记时为了图方便而省略掉人物的行为路径。但是这张风力磨的图居然把人省略的同时把风车也省略了，大概以为上面的风车驱动结构是给人用来遮凉的吧？

综上可以确定薛凤祚是以一本《奇器图说》的学习笔记为蓝本编辑出了这本《重学》，薛凤祚本人对于重学的研究并不深入，他最大的成就都是围绕对数展开的研究。薛完全没有看过《奇器图说》和《新器图说》的原书，因此所有的错漏都被直接刊刻出版了。原书明确写了作者是邓玉函，而薛凤祚误认为他的作者是金四表，可能笔记的来源就是金尼阁在向中国人学习时所做的记录。

类似的情况我在《几何原本》系列中已经发现了，即1600年前后刊刻的这批科技书籍，在清初不仅没有进步，反而出现了严重的倒退。包括梅文鼎、方中通、薛凤祚等在内的数学家们，似乎都没有完整读过这批书籍。以至于方中通的《数度衍》、梅珏成的《数理精蕴》在收录《几何原本》时都丢失了徐光启版缜密的逻辑推理结构，还丢失了书中的各种应用作法。

为何万历天启年间编著了这么多科技书籍，短短几十年后就出现了如此断崖式的衰落？即便是中国落后，没有掌握这些知识，难道传教士们也集体退化了？合理的解释是中国学者们在刊刻时手中并没有徐光启版的《几何原本》，仅有一本学习笔记。而这本笔记的来源，很大概率是传教士。

在《几何原本》系列我提到过，传教士在搜集民间藏书的同时，销毁了大量的中国古籍。徐光启王征等人帮助传教士刊刻的这些书籍被大量输送到欧洲，留存在中国的数量却非常有限。此后经历了明末清初的战火，汉族被大规模屠杀，其中那些掌握先进知识的文人、掌握制造技艺的工匠的大规模死亡，造成了无法估量且无可挽回的损失。再加上满清一朝大兴文字狱，修《四库全书》，人为销毁和篡改了大量书籍，无计其数。

结果就是西方窃取了中国科技，而中国反而出现了科技文化的断崖式衰退。

满清作为异族本身文明程度很低，对汉人又实行愚民统治，刻意限制汉人受教育，打压汉族知识分子。康熙皇帝都是向传教士学习几何学知识，而传教士手里拿的都是从前朝学来的二手笔记。自然是黄鼠狼下耗子——一窝不如一窝，罐里养王八——越养越抽抽。

1860年的上海市民

满清对中国的奴化统治，达到什么程度？有一位网友“何必西天万里遥”因工作原因接触到湖南某地的老县志，他描述了县志中的记载：

“很奇怪的是，哪怕日寇入侵的惨状都没能打断的县志记录，在满清甲申三百年的时间段里，县志断断续续几乎无法连城时间线索，也就说，满清三百年，修县志修的还没抗战时期好。……全县百姓识字率降到了一个可怕的地步！别说找人修县志了，大街上代写书信的都是抢手买卖！”

“清初顺治时代，我们县有十七所私塾，但在县衙督学所谓的指导下，到乾隆年间，私塾仅剩一所，谁敢不经允许开私塾，斩立决！家学所授课业，需经查审，如有不合经理者，以谋反论处，斩立决！乡野遗老，如有私传所学、妄议圣人，县衙理应禁之！”

“县志记载道光年间有两村械斗，千人以上参与，最后县衙抓了一大批带头分子处理，两村人口五千以上，居然没一个会写名字的！简言之，识字者在道光年间千不存一！”

清代中国人识字率之低可见一斑。清政府在1909年学部进行第三次教育统计，全国在校学生不过100多万，全国粗通文墨者仅约300万左右，而全国人口4亿，还不到1%。此时的清政府已经摇摇欲坠，迫于压力宣布“筹备立宪”，在筹备立宪的规划中写道：“第四年，创设乡镇简易识字学塾；”“第七年，民众识字义者须达到百分之一”。

满清终其一朝都在试图把中国人打造成为没有脊梁、没有骨气、没有文化的群体文盲，一群如同原始人的被统治对象。这个计划几乎差点就要实现了。

在满清入关200年后，华夏民族沦落成为一个腐朽、贫困、愚昧、木讷的民族，西方殖民者终于有机会敲开了华夏的大门，开启了中华民族近代的屈辱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