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声飘过四十年——1993内地摇滚篇
1993年是个神奇的年份,台湾乐坛输出稳定且强大,周华健、孟庭苇、邰正宵席卷四方;香港乐坛则萎靡不振,粤语原创稀少,希望用来救市的四大天王也集体哑火,要不是张学友以《吻别》专辑的现象级表现扳回一城,港乐堪称全军覆没。
而在内地,广州流行乐和北京流行乐几乎同时形成了爆发状态,尤其是摇滚乐,如同划过中国乐坛的一颗流星,其耀眼的光芒依旧不时出现在黑梦中。
但那耀眼光芒背后,有很多不为人知的故事。
现在的人已经很难想象,一个歌手和签约公司有了矛盾之后,会如何冲冠一怒了。1993年,何勇的新专辑在大地唱片已经制作完成,但何勇对有些地方不满意,要求重新制作,这个要求遭到了刘卓辉的拒绝。刘卓辉的理由很简单,专辑的预算有限,已经没有多余的钱做修改了。
这个现在合情合理合逻辑的说法,在当时完全无法说服何勇,在几次沟通无果之后,何勇手持两把利斧闯进了刘卓辉的办公室。
何勇的“浑”是圈里有名的,但他的“质朴”到透明甚至幼稚,也是圈里众所周知的事情。比如前面提到的“欺软怕硬”,正常人其实都是这样,何勇的特点是从来不知道掩饰。事实上他不懂掩饰任何事情,所以圈里人都让着他。按早期摇滚圈里的元老之一王晓锋(不倒翁乐队的键盘手)的话说:
了解他的人,都觉得他有病。但他的性格和适合玩摇滚乐,只有他会声嘶力竭地喊出来“有没有希望”、“有人减肥,有人饿死没粮”;也只有他敢站在香港艺人的地盘上痛斥四大天王是小丑;也只有他敢站在钢琴上大声说“李素丽漂亮”;也只有他敢拎着斧子冲到大地唱片公司老板刘卓辉的办公室里要求解除合同;也只有他在拍《钟鼓楼》的video时在数九寒天跳进寒冷的时刹海中;也只有他会让“新音乐的春天”始作俑者张培仁在深更半夜翻墙到到他家里和他签约……所有何勇这些“令人发指”的行为,让你觉得他是那么摇滚,他的摇滚也因此比任何一个摇滚乐手更富有人格的魅力,于是他被很多人崇拜,何勇自己也被罩在这个光环下膨胀、自大、忘乎所以。他的朋友在他每次犯下低级错误甚至是不可饶恕的错误时,都原谅了他。没有人去提醒他,因为这样做的结果可能是得到一记响亮的耳光或一块板砖的回报。 而很少有人去思考一个问题:所有在何勇身上闪光的反叛、个性、我行我素的摇滚精神,都是用他不健全的人格分裂换来的。
不过刘卓辉看似文质彬彬,但生在龙蛇遍地的香港,又在黑社会猖獗的娱乐业混得风生水起,何勇的表现在他眼里看来实在太小儿科了,毕竟何勇的斧头上,还精心绑了两条红绸带。当时刘卓辉已经和张培仁合作,看事情搞得如此鸡毛鸭血,便就坡下驴让何勇签约了魔岩。
这个在日后被不断提起的故事,因其真实而流传甚广。相比起来多年以后面孔持枪抢劫方无行,更像是一出商业互吹的闹剧,真实性实在经不起推敲。而刘卓辉对何勇的退让,是一个体面人对一个浑人的理性。所谓法制意识,在当时的摇滚圈里,是比流行乐还要被鄙视的存在,而且事实上也不存在。所以,有些不体面的人便盯上了这一点。
1992年9月18日,在秦皇岛的海面上搭起一座舞台,七支摇滚乐队先后登台表演,为“国际减灾十年艺术系列组织委员会”的专题片《希望、太阳、世界》做外景拍摄。从目前仅有的影像上能够看出,现场堪称人山人海。(视频来源于高旗正在制作的纪录片片段)
专题片的主题曲邀请臧天朔以及其所在的1989乐队创作,并为此向臧天朔支付了报酬。臧天朔又刷脸,请来黑豹、唐朝、做梦、眼镜蛇、呼吸、超载等乐队,因为看着组委会的名头像个公益组织,秦皇岛也不远,所有人也没有多想,就做了一场普通的义演。
可是谁也没料到,1993年春节期间,各地的音像店里,突然出现了一盘名叫《中国大摇滚》的磁带,里面的内容就是这七支乐队的演出内容。原来是组委会未经乐队许可便自行出版。
作为牵头的老大哥,臧天朔的脸上也挂不住,于是出面将组委会告上了法院。可是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后,尴尬的事实出现了。臧天朔一共参与了两首歌,一首是受委托创作的《希望、太阳、世界》,一首是1989乐队表演的《说说》。按照法院查明的事实,臧天朔接受委托创作歌曲,接受了报酬950元;但《说说》这首歌:
臧天朔索取报酬1300元,违反了义演约定。其诉请本院判决确认被告构成侵权并索赔损失,依据不足,不予支持。
所以一审败诉了,是在二审的时候,经法院调解,组委会出了2500元,扬子江音像社出了5000,此案才最终结束。不过经此一役,《中国大摇滚》就变成了盗版,从此退出了所有关于中国摇滚音乐史的正史部分。现在看起来,这张盗版磁带自有其意义所在,一是有第一首中国摇滚歌手合唱的作品;二是有栾树版本的《别去糟蹋》。这首歌在《黑豹》港版中是最后一首,等到国内发行的时候已经去掉,现在更是在网上神隐;三就是那个时候的窦唯,刚刚离开黑豹,又陷在姜昕和王菲之间的情感纠葛中,一贯在演出现场情绪抽离的他,罕见的精神亢奋,据说差点掉到海里。(上面的视频里面有,自己找一下)
这件狗血的案子最终在1994年才最终结束,但在1993年,对于摇滚乐圈内人来说,这还不是秦皇岛演出带给他们最大的麻烦,只不过后者完全是自作孽。
从秦皇岛回北京的车刚刚停站,乐手们便被早已埋伏在月台的警察带走,后来北京警方宣布,破获了一起特大集体吸毒案,涉案人员多为摇滚乐队成员。
那时的窦唯已经离开了黑豹,并组建了做梦乐队。当时一本非常有影响力的杂志《音乐天地》曾说:吸毒是摇滚圈公开的秘密。整件事情里侥幸的一点是,乐队们在北戴河吸食的是大麻,而不是迷幻剂甚至海洛因,所以最后有十几个人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拘留两周,其余人接受教育后被释放。那时的社会舆论比较宽容,信息流通也比较滞后,所以最终警方拘留的名单已不可查,当事人之后谈起此事也讳莫如深,但据说做梦乐队全军覆没,至于这个全军究竟是不是包含窦唯,就成了一桩悬案。
窦唯公开可查进过两次派出所,一次是后来火烧报社;一次则是1992年,姜昕在王菲的房间中发现正在洗澡的窦唯,酒店报警将两人带走。姜昕多年后在自传《长发飞扬的日子》里曾经有过详细阐述。但在此事发生前有个细节,姜昕在书中提到,窦唯请她去看当晚做梦乐队的演出,但姜昕当晚也有演出,几经协调无果。姜昕演出完毕后立即赶往做梦乐队的演出现场,乐队已经下台,但其他人都在唯独窦唯不在。姜昕便问乐队成员窦唯在哪里,一个乐队成员告诉她:窦唯出去飞一会儿。
这里的飞是飞叶子的简称,也就是吸食大麻。如果姜昕所述真实的话,即便秦皇岛拘留名单中没有窦唯,但在同一个圈子中,难免也尝试过几次。
总之1992年的10月份,整个国内摇滚圈里风声鹤唳,人人都夹着尾巴做人,本来就不多的演出机会,受此影响更是被全部取消。一个残酷的事实是,现在乐迷们津津乐道的三十年前的“摇滚辉煌”从来就不曾存在。虽然歌曲响彻大街小巷,但大多数是盗版,正版分成并不多(据说每一盘磁带,乐队每个人只能分到4分钱。再联系到臧天朔创作一首歌曲950元的酬劳,内容收益确实很低);魔岩、大地、BGM这些公司的制作费用虽然高,但落到乐队个人头上的并不多;而丁武曾亲口说过,《梦回唐朝》发行后三年内,没有接到过一次演出;相对商演较多的就是黑豹乐队,内部窦唯退出元气大伤,外部各地都有山寨黑豹抢市场,也并没有挣到钱。
《北京杂种》里曾经如实表现过当时北京摇滚人的生活窘境,而且这种窘境已经延续了很长时间,天时地利人和之下,一些歌曲火了,一些乐队发了专辑,一些人挣到了钱,虽然没有什么正式演出,但就在饭店酒吧的出场费起码也比之前多了。这些得来不易的成绩,在扫毒风暴的打击下,眼看就要烟消云散。关键时刻,中国摇滚乐的大佬人物出手了。
(蹲在地上的是王迪,女的是罗琦,旁边的是王晓京大佬)
崔健成名以后演出机会很多,为了节省时间,很多时候他都会打电话叫出租车。但不是那时候已经零星出现的面的,而是正规国营出租车公司的福特、华沙之类。因为地理位置的关系,公司总给崔健派同一辆车来,司机和崔健慢慢就熟悉了。崔健很火,每天找他的人很多,崔健并不擅长处理这些事务,天天都焦头烂额。司机便说老崔你这样不行,你得找一个人帮你处理这些外部事务,你专心做音乐。
后来司机向崔健告别,说自己要下海做个体户了。当时出租车司机,是全北京最受欢迎的职业,个体户虽然赚钱,但社会接受度不高,因此崔健的印象很深刻。到了1989年,崔健要举办演唱会,但因为场地的审核问题被难住了,他觉得这事只有“社会大哥”才能解决,可是他社会关系很简单,想来想去,就想起原来那个司机。可是崔健脸皮薄,自己张不开嘴,幸好当时有个在中央乐团的好朋友梁和平,知道崔健的想法后说,那司机自己也认识,便自告奋勇去那司机开的修理厂去,请司机出面帮忙解决演唱会的一些麻烦。
司机答应了,崔健的第一场演唱会也顺利举办。这个司机就是王晓京,自此后他就放下手头的生意,专门照顾崔健的演出,并就此介入音乐圈,先后捧出了陈琳(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和火遍岛国的《女子十二乐坊》。所有北京音乐人都尊称王晓京为第一经纪人。
1992年的时候,王晓京虽然和崔健已经分道扬镳,但看到北京摇滚圈的一片颓唐,仍然责无旁贷的站了出来,四处联系乐队,准备做一张拼盘专辑。(插一句,王晓京自己在采访中也亲口承认过,做摇滚乐那几年根本不赚钱,也侧面说明从商业化上,中国摇滚乐从未辉煌过)
这便是继《中国火》之后,在大陆摇滚史上留下浓墨重彩一笔的《摇滚北京》。
专辑筹备在1992年,但发行是在1993年,这时的窦唯已经解散了做梦乐队,所以这张专辑里的《希望之光》堪称做梦乐队的绝唱。
1991年,黑马乐队从成都出发来到北京,然而事情并非他们想得那么顺利,群星汇聚的北京城里,他们和无数普通乐队一样,被前辈的光芒所掩盖。更恐怖的是,在日常演出中,乐队的几个成员,分别被其他乐队看中发出加盟邀请。在现实的压力下,如果不出意外,他们这支乐队很快就将分崩离析,散落在其他乐队中。
当然这样的结果也并非不可接受,即便是唐朝、黑豹这样的乐队,成员来来去去也很常见;更多的乐队都是这样松散结构,成员一会在这一会在那。
可是机缘巧合,他们碰上了刚和崔健闹掰的王晓京,而王晓京正为一个名叫罗琦的女歌手找乐队,在王晓京的撮合下,双方接触过几次后彼此印象都不错,于是有一天,王晓京找了一个舞厅,和罗琦说:找一首你唱得最好的歌。时年16岁的罗琦站到台上,唱了那首《我是一只小小鸟》,指南针乐队就此成型。
不过在当时,北京圈里的人对指南针乐队都很不屑,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没有自己的作品,平时演出以翻唱港台歌曲为主,虽然罗琦的嗓音让所有人都沉默,乐队灵魂人物周笛的艺术素养也极高,但乐队自身并不受摇滚圈尊重,大家普通认为他们就是一支流行乐组合。直到有一天,王晓京领着一个文质彬彬的男子进来,和大家介绍说,以后周笛作曲,这个年轻人写词,你们同吃同住,用最快的时间给乐队搞一张摇滚专辑出来。
罗琦踢门进来看了一眼,轻蔑的放下一句话,说穿西装的也能搞摇滚?然后就扬长而去。王晓京倒不尴尬,和剩下的人说,他写词没问题,虽然没毕业,毕竟也是从北大退学的。而且,他和你们一样,都是四川人,你们就叫他洛兵吧。
在洛兵和周笛的努力下,乐队逐渐有了自己的原创歌曲,但并不为外界所知。所以秦皇岛演出时,臧天朔并没有邀请指南针参加演出。可是王晓京筹划《摇滚北京》时,毫不犹豫就将指南针乐队的《请走人行道》放在了第一首。指南针乐队也成了在中国摇滚浪潮中,唯一一支被人铭记至今的非京籍乐队。
接下来的事情众所周知,在乐队制作专辑的过程中,罗琦被人扎伤了眼睛,住院期间,洛兵和周笛赶制出一首歌曲,罗琦出院后,在众人的担心中,毫不费力的完成了录制,并替代《随心所欲》做了新专辑的名字——《选择坚强》。
《摇滚北京》的第二首歌曲,是由另外一支新乐队轮回演唱的《烽火扬州路》,同样也是由王晓京力荐的。1993年的北京摇滚乐,已经显露出和前辈的不同之处。崔健那一代的摇滚人,都是音乐人转行做摇滚;原生的唐朝乐队、黑豹乐队、何勇、张楚等人,要么是家学渊源,要么是职业,要么是兴趣,但接下来入局的乐队成员,基本上都是音乐科班生,比如指南针的成员,多数毕业于四川音乐学院;轮回乐队的成员多数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都具有非常扎实的专业音乐素养,这一方面使得他们的歌曲听上去更为工整,但另一方面也脱离了初代摇滚的粗粝感,缺少了那种野蛮生长的底色。
不过轮回乐队初次亮相,就靠辛弃疾做的词震了北京摇滚圈。连黑豹的经纪人郭传林,见了王晓京,都半开玩笑半真心的说,黑豹这下可碰到威胁了。因为虽然大家都是原创,但或多或少都带着国外乐队的影子。即便是唐朝的新疆风格,其实也带着鲜明的中亚音乐色彩。而轮回的吴彤一出手,摇滚加民乐融合得天衣无缝,而且还是典型的重摇滚风格。
轮回乐队的路并不好走,但吴彤的能力在滚圈有口皆碑。全球音乐人趋之若鹜的格莱美,吴彤一个人拿过两次,,,吴彤父亲人称现代管乐之父,算起来吴彤算吴氏管乐的第四代传人。吴家是个大家族,吴彤出生的时候,他的亲大哥刚刚去当兵,因此吴彤年龄不大,但辈分很高。1999年,吴泽琨经人介绍,去应聘一个乐队的民乐手,他是中国广播乐团的成员,平时接触最多的是古典乐,生怕被摇滚乐队嫌弃,去了第一句话就赶紧标明身份。
我叫吴泽琨,排行老二,大家都叫我吴老二,我叔叔是吴彤。
面试顺利通过,吴老二到现在,还在这支叫二手玫瑰的乐队里。
《乐队的夏天》第一季里最大的黑马九连真人,有一次比赛时,叫了一个民乐艺术家吹唢呐助阵,那人叫吴泽琦,就是吴泽琨的哥哥。当然,也是吴彤的侄子。
但总得来说,科班生从事摇滚乐,本来该是中国摇滚乐发展的最好契机。可惜的是,在种种因素影响下,大陆摇滚乐很快就頽了下去,而流行乐则大旗飘飘,接过了原创的衣钵。
不过,和1993、北京、摇滚这几个词相关联的,除了那些流传下来的乐队名称和歌曲,还有一个迄今为止中国娱乐圈最复杂的关系网。
1993年底的时候,魔岩决定为张楚的《孤独的人是可耻的》拍一部MV,众所周知,张楚北漂的时候,就在中戏混吃混喝。所以到了拍摄当天,王学兵担任了男主角,而在颐和园的雪中拉小提琴的,则是已经毕业的大师哥贾宏声。
几乎在同一时间,王学兵的同班同学李亚鹏,正领着唐朝乐队、眼镜蛇乐队和王勇在乌鲁木齐体育馆演出。李亚鹏后来接受采访时说,他第一次接触摇滚乐,就是在同学带领下去了外交人员俱乐部看演出,而他接触的第一支乐队,便是唐朝乐队。
当时的北京,可供乐队进行常驻演出的地方并不多,除了外交人员俱乐部,就是马克西姆餐厅。李亚鹏在外交娱乐部混迹到能够把唐朝乐队请到新疆演出的地步,和唐朝乐队的人想必已经很熟悉。而在1993年,离开黑豹的窦唯,组建做梦乐队之后的主战场,就在外交俱乐部。
介于这些掺杂不清的关系,可以合理推测李亚鹏至迟在1993年是认识窦唯的。另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就是王菲在亲自给《执迷不悔》作词之后,也亲口承认了自己和窦唯的关系很要好。这时的王菲,每次回到北京时,都会跑到现场看窦唯演出,做出和姜昕争夺窦唯的姿态。因此合理推测,李亚鹏在1993年的时候,也已经认识王菲了。
只是当李亚鹏望着王菲,而王菲望着窦唯的时候,连王菲也不知道,她日后的情敌高原,这时正拿着相机对着台上的窦唯。
而这时的台下,并不仅仅只有王菲和李亚鹏。1993年,从浙江艺术学校毕业的周迅爱上了来杭州演出的窦鹏,她不顾一切的跟着窦鹏来到了北京,在酒吧当驻唱歌手,因为不肯陪酒,她被客人打断了门牙。修整期间,窦鹏领她来看自己表哥窦唯的演出。
那时的窦唯已经离开了做梦乐队,以个人身份签约了魔岩,正在准备推出自己的新专辑,而专辑的键盘手,则是刚刚开始北漂生涯的张亚东。
张亚东时年24岁,许多年来,媒体都称呼他为金牌制作人,并以他初中都没毕业就获得如此成就而津津乐道。事实上,张亚东获得如此成就,努力当然不可避免,然而音乐天才才是他的底色。
张亚东从小就跟着唱京剧的母亲参加演出,因为天赋,也以为喜爱,自小便开始学习二胡、扬琴等民族乐器。12岁便开始接受正规的乐理和大提琴教育,后来又在大同艺校学习吉他演奏,13岁因为天资聪颖,以临时演员身份受聘到大同歌舞团担任独唱演员;随后又因为业务突出,被调入二电厂文工团,后来又调入大同矿务局文工团。在此期间,张亚东不仅系统学习了作曲编曲,而且还借助单位的众多设备做过无数实践。
所以人家确实是没毕业,因为人家不需要文凭就有工作。一个13岁的孩子,那时已经学了多少乐器,而且还是独唱演员,还有了别人梦寐以求的编制,这妥妥的天开局啊。
张亚东望着台上的时候,台下也有人在望着他。这个人就是窦唯的妹妹窦颖。
而且,当时的台下很可能还有另外一个人,就是从湖南到北京混世界的瞿颖。虽然她做模特的职业更广为人知,但1993年的瞿颖,却是美国MTV电视台一档节目的主持人,叫做《MTV天籁村》,专门就是介绍国内歌曲的。要说她可能出现在这种场合,一点都不令人意外。
(瞿颖担任主持人在北海公园采访)
哎呀,差点忘了最重要的一个人。1993年,和轮回一样从中央音乐学院毕业的几个人,组建了以中央音乐学院门牌号码为名的乐队——鲍家街43号,可能也会经常到同一个场地参加演出。他们的主唱后来自称汪半壁,华纳说只签主唱不签乐队时,汪半壁毫不犹豫就离队了,因此被人一直诟病到现在。
当时在现场的应该还有另外一只乐队,创建人是初代摇滚乐队面孔的成员周凤岭,后来给窦唯在红磡做吉他手的也是他,他们的乐队叫做红桃五。周凤岭那时并不知道,不久之后,红桃五的两个成员就将进入鲍家街43号。
而汪半壁也不知道,不知道多少年之后,自己竟然会和这支在世纪前就解散的乐队有了纠葛。
红桃五乐队的主唱叫做高枫,就是后来唱《大中国》的那个高枫。而高枫在那个时期的女朋友,据众多消息不确定来源指出,就是刚刚进入北京电影学院的国际章。
我来说两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