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万国民党抗日游击部队去哪了？

1.什么是游击战和共产党的游击战。

2.国民党的游击战：进入敌后的50万大军，一半被日军歼灭，一半投降成了日伪军。

3.共产党在敌后立足的秘诀：改善人民生活、减轻人民负担。

Part.1

游击战，“游”是移动、运动，“击”是攻击、打击。如果只是移动、运动而不攻击敌人，那不叫游击，那是逃跑。如果只是莽撞地攻击敌人，而不灵活走位，那就是送人头。

因此游击战的核心是毛泽东提出的16字口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游击作战的基本原则在于寻找对我方有利的作战地点，在运动中快速合理分配兵力、部署兵力，寻找合适的时机发起攻击，结束战斗后，快速打扫战场并撤退。

游击战术的灵活性，局部以多打少性，是以弱打强的有效战术，近代世界各国对游击战术或赞不绝口，或深恶痛绝。

比如拿破仑曾经在西欧纵横驰骋、所向披靡，但遇到西班牙的游击战时却变得无计可施；英帝国在南非同样被布尔游击队袭扰的举步维艰，唯有和谈。以上的战例使得西方军事学家不得不正视学习游击战术。

我党组织和领导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是游击战术的典范，我党在游击战上丰富的理论和实践将游击战争带到了另一个高度。

1927年中国共产党建军后，长期以来一直依靠老百姓们在农村地区进行游击战。国民党政权则主要以城市为中心，与日本在正面战场作战。

1931年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迅速占领了东北，彼时蒋介石南京政府电令东北军实行不抵抗政策，导致东北地区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的各路义勇军群龙无首，很快败亡。然而中国共产党满洲省委组织发起的游击队却始终坚持着敌后游击战。

之后的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国民党军一直只在正面战场与日军进行正规作战，最终所有的正面交锋均以惨败而告终。面对日军的破竹之势，满心忧虑的中国人，都在思考着应该如何对日作战，怎么样才能打败日本侵略者。

著名的军事家蒋百里曾经提出“航空救国论”，希望加速空军建设来对抗日本，但是显然这在当时是力不能及的。

结束长征抵达陕北的中央红军，在西安事变前已经多次思考对日作战方针。

1936年6月，《红星照耀中国》（又称《西行漫记》）的作者，美国人埃德加·斯诺来到陕西北部，走进了由几百眼破旧窑洞组成的，风尘弥漫的宝安县县城。埃德加·斯诺在那里见到了毛泽东，并在漫漫长夜里与毛泽东谈到了对日抗战的前景。

斯诺在他的记载中说到：（毛泽东）要我先考虑到一种情况，即日军会在接下来所有的重大战斗中取得胜利，日军将占领中国北部、东部、南部中部大部分主要城市和交通线，国军的精锐部队将在这些初期重大战斗中损失殆尽。接下来将产生的会是一个长期持久斗争的局势，在这个长期持久的局势中，就轮到红军游击队发挥主要作用了。

我们不得不佩服毛泽东的洞察力，随后的局势发展和共产党部队的行动，完全印证了毛泽东的判断。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蒋介石迫不及待地希望红军接受国民政府的改编，去前线抗日。蒋介石觉得共军跑去敌后游击作战，一方面可以配合国军在正面战场的行动，另一方面也会被日军轻而易举地围歼，从而达到一石二鸟的效果。

1937年9月，八路军向晋东北出击，打出了平型关大捷，有利支持了第二战区的国民党军，成功阻挡了日军的攻势。其中115师充分发挥自身近战和山地作战的特长，第一次集中优势兵力伏击日军，成功对日军造成大量杀伤，同时粉碎了日军企图沿着平绥铁路右侧，迂回到华北，绕击国民党军的计划。

平型关大捷后，八路军同时在几个战略方向发动游击战。115师政委聂荣臻指挥2000多名八路军深入冀西和晋北敌后，转眼间就收复了几十个县城，随后在华北建立了根据地——晋察冀根据地。

不到几个月的时间里，八路军迅速扩大到了4万人。晋察冀根据地的建立，充分证明了八路军完全可以在敌人的后方扎根，并且还能非常好地发展。

当时，国民党军在正面战场被日军击败逃走，但是日本毕竟是个小国，兵力不足，无法有效占领打下的土地，只能实际占领少数的城镇和交通线。而在城镇和交通线间隙里的广大农村地区，只需要八路军做好群众工作，然后振臂一呼，便是一呼百应。

当时不需要多少兵力就能消灭当地的日伪军和土匪，有时一个连的兵力就够了，有时甚至一个排也能完成任务。消灭完日伪军和土匪，顺便再搜集一下国军溃退时遗弃的武器装备，八路军的装备很快也好起来了。

八路军随后在山西、察哈尔、河北、山东、河南都建立了根据地，日军万万没有想到，它们的后方在另一种意义上变成了新的前线。

Part.2

国民党蒋介石当局，表面上对八路军在敌后成功建立根据地一事进行了表彰，然而实际上却是非常不满，不服气。

蒋介石于1937年11月5日在南京最高军事会议上说：“共产党军改编成的第八路军，对游击战的理解颇有见地，确实能够袭扰日军后方占领区。但有的人仅因为这一点便不假思索地宣扬、夸赞他们的作用，仿佛除了八路军，其他国军都不会抗日、不能抗日了！这样不切实际的宣扬、夸赞，如果不能尽早纠正，那么将会不断助长共产党的嚣张气焰。”

即便国民党蒋介石当局一直以正规战为主，但面对不利的战局形势，也只好重新审视游击战，也想进行游击战。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蒋介石抽调全国三分之一以上的正规军，进行了淞沪会战。

蒋介石曾对身边的人说过：“淞沪会战主要是打给英国佬和美国佬看的，希望英美会因担心在华利益受损而对日本进行干预。”

然而事与愿违，美国当时正在大发战争财，日军的9成物资都是美国人卖给日军的，自然不可能亲自下场干预。面对自己的错误期盼，蒋介石被迫开始考虑战争将持久地进行下去。

1938年武汉，国民党军委会召开了会议，讨论研究对日战略。被称之为“小诸葛”的副总参谋长白崇禧提议：“不如黄河以北的部队停止过河，就地开展敌后游击，如何？”立马有人嘲讽道：“唉呦，白副总长，国军未研习游击战，此提议的可行度，尚需再做斟酌吧？”

白崇禧说到：“笑话，以打游击战起家的中共亦为中国人。他们可以打好游击战，我们国军难道就不能打好游击战了？”

蒋介石同意了白崇禧的提议，只是蒋介石为了保存实力，仍然将他的嫡系部队撤了回去，仅留下各个派系的杂牌部队就地开展游击。

武汉失守后，1938年11月下旬，在湖南衡山蒋介石召开了南岳军事会议，会上蒋介石宣布之后的抗战要以游击战作为重点。

【南岳军事干部训练班负责人合影】

国民政府军委会随即变更了战斗序列，在敌后建立了冀察、鲁苏两个战区。并且决定国军1/3的部队用于正面战场，1/3进入敌后开战游击战，另外1/3在后方整训。而此时敌后游击战也成为国民政府抗日策略的重心。

根据估算国民党当时陆陆续续派出了超过50万的部队进入日军占领区，之后还以中央政府的名义收编了当地的杂系武装。一时之间国军在日军占领区内的军队人数远远超过了我党领导的武装力量。

蒋介石还曾求助过我党，希望共产党能不要藏私，教会国军部队的军官们如何打游击。

1939年初，应蒋介石的邀请，第18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率领一批教员从延安前往湖南衡山，担任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的教师。蒋介石任命汤恩伯、叶剑英担任正副教育长。

我党的教员们十分坦诚地介绍了开展游击战的前提：军民合作，国民党方面的学员对此都十分认同。汤恩伯甚至曾在一次会议上指着叶剑英对全体学员说：“各位同仁，我们过去总是打不过他们共产党，就是因为他们和老百姓融合了，兵帮民，民亦帮兵。”

【汤恩伯。河南百姓称四大害：水旱蝗汤。即水灾、旱灾、蝗灾、汤恩伯。】

我党教员们还介绍了游击战的另外一条前提：官兵一致，同志们同甘共苦。八路军从总司令到士兵，吃的都是一样的伙食，穿的也都是一样衣服。

听到这里，国民党军官们全都傻了眼。在国民党军队里，别说是军长和师长一致了，就算是连长，也是绝对不可能跟士兵一致、过一样的生活。

我党在游击战方面的思想从来都是公开宣传的，并没有什么藏私保密。但是国民党的军队是资本家的军队、是军阀的军队，军队性质不同，我军能轻而易举做到的事情，国民党军队却根本没法学。

国民党军虽在敌后的华北五省和苏中、苏北、大别山都有广大的活动区域，但是却没有建成真正的根据地，游击战也无法有效开展。

国民党军队无法开展游击战的根本原因就是他们对老百姓只有索取，没有付出。他们所到之处只是征粮拉夫，增加老百姓负担，却没有任何助民措施。

敌后的部队如果没有群众们的帮助，就无法获得补给。如果劫掠百姓们的口粮，则更是会结怨于百姓。到时候不光要面对日军的扫荡，还要面对群众们的愤怒。所以很多国民党部队在敌后的所谓游击，实际上只是在东躲西藏。国民党在敌后建立的两个战区当中，冀察战区最早瓦解。

1939年初，蒋介石委任原西北军将领鹿钟麟为冀察战区总司令兼河北省主席，让他率兵进入冀南敌后。

这又是蒋介石的一石二鸟之计，一方面希望鹿钟麟能在日军后方建立据点，牵制日军；另一方面又希望让鹿钟麟率领他的杂牌军去跟八路军争夺地盘。

鹿钟麟及所部刚进入冀南时，八路军领导朱德、刘伯承等人曾经拜访过他，希望能够一致抗日，不要起摩擦。但是鹿钟麟想占地盘想疯了，不但拉拢了在敌后的西北军旧将领石友三等人，还联合了中央军的朱怀冰等部，不断向八路军挑起摩擦，妄图夺取根据地。

鹿钟麟的部队没有群众基础，无法获取补给，碰上日军的扫荡唯有四处逃窜，终于在1940年再次与八路军发生冲突时，被驱逐出冀南。

败逃回重庆后，老上司冯玉祥告诫鹿钟麟：“你！不要再抛头露面了，免得再让人给当枪使了。”鹿钟麟未能带回去的部队随后土崩瓦解。此时整个华北敌后，国民党军只剩下庞炳勋、孙殿英部少数部队，勉强坚持到了1943年。但最后走投无路之下，也投降了日本，换了身衣服成了伪军。

大部分国民党敌后部队主要活动在鲁苏战区，其中原东北军于学忠的部队跟八路军的关系一直不错，可惜也没能成功建立根据地。

因为部队补给十分困难，活动区域不断被日军压缩，1943年于学忠不得不在八路军掩护下率领残余部队往河南突围，返回后方。而他麾下未能撤退出来的吴化文等部投降日军，成了伪军和汉奸。

苏中地区国民党军韩德勤部对袭扰日军十分消极，对搞摩擦十分积极。曾率部向新四军发起进攻，结果在黄桥被我军大败，损兵折将，元气大伤，韩德勤的部下李长江等人见状也投降了日本人。1943年，在日军持续的扫荡下，韩德勤部向皖西逃亡，国民党敌后鲁苏战区也不复存在了。

五年时间里，国民党50多万进入敌后的部队几乎全部覆灭，除了大别山区里还剩下部分贵军在坚持抗战。国民党军敌后部队将近一半被日军歼灭，另外一半见势不妙干脆投降日本人当了伪军，少数如于学忠部撤回了后方。

敌后抗日阵营，随后就成了共产党军队一统天下。

Part.3

为什么共产党能在敌后打游击战、建立抗日根据地，而国民党就是不能呢？我们来找找原因。

国民党军无法在敌后扎根，有政治素质较差的原因，但根本原因在于官兵的关系不和谐，以及军民关系处理不好。从而导致军心涣散，且无法扛住艰苦斗争的考验。

蒋介石的心腹，国民党军统特务三巨头之一的唐纵，曾经在日记里有过总结。他说：“我军将士士气低落之根本原因，在于军民脱节、军政脱节、官兵脱节。”

当时的国民党政权对内需要维持官僚、买办、财阀等腐败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在抗战中又不具备社会改革的条件，只能一味增加民众负担，最终导致民众和官兵之间的矛盾更加激化。

二战结束后，日本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编写了《华北治安战》一书，对国共两党的敌后游击战进行了评价。书中说到：在游击战和政治工作方面，国民党军队相较于共产党军队，差距甚远。

差距甚远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两党军队的政治素养以及使命宗旨的不同。面对日军持续不断的残酷扫荡和围攻，八路军、新四军能够在艰苦的敌后环境中坚持下来、发展壮大，其实并没有什么秘诀。正如当年那首《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歌中所唱：他坚持抗战8年多，他改善了人民生活。

军队想要获得人民群众们的拥护，就不能光取之于民，更要造福于民，让人民群众获得实实在在的好处。

共产党的军队固然军纪良好：人称哪家住八路，灶里有柴烧，缸满院扫净。更核心的是共产党解决了困扰中国农民几百上千年的土地问题。

红军能够在敌后险恶的环境中，不到十年就由弱变强、由小变大，靠的就是打土豪、分田地，靠的就是千千万万贫苦农民的拥护。

1937年，为了建立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为了团结包括开明士绅在内的国内各阶层，共产党宣布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可是当时贫下中农占了全国人口的80%，他们离不开土地。

孙中山先生曾经提出过“减租减息”的政策，国民党政府一直未能落实下去。1937年全面抗战刚开始时，中共中央提出救国十大纲领，其中一条就是“减租减息”的政策。

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的前提之一，便是发动农民要求地主实行“二五减租”政策。

【二五减租：1926年7月，中国共产党的四届三次扩大会议对广东的农民运动决议中，提出减租25%(即“二五减租”)，借贷利率不得超过二分。同年9月，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中国国民党联席会议作出了“减轻佃农田租25%”，“禁止重利盘剥，最高利率年利不得超过20%”的规定，减租减息遂成为国民党和共产党两党的一致主张。当时对发动农民反对土豪劣绅，打倒军阀，推动北伐战争，起过重要作用。】

实行“二五减租”后，农民的负担大大减轻了。再加上公粮主要由占土地多的大地主们来交，农民的负担进一步减轻。减息之后，共产党还免除了农民们许多不合理的旧债。

有的边区领导认为“减租减息”算得上是另一种方式的土改。当时的社会调查表明，实行了减租减息政策后，绝大多数农民的生活反而比战前改善了许多，这样一来，人民群众们自然就拥护共产党。

有了人民群众们的支持，八路军、新四军也就有最重要的基础，进而建立了包括民兵大队、游击队等武装力量。

再来看国民党方面。国民党没有群众基础，老百姓们不愿意参与国军，征不上来兵。最后没办法了，唯有抓壮丁。反观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内，人民群众们为了保护自身利益，积极自愿参军。

国民党蒋介石当局曾经诬陷、攻击共产党，在敌后消极抗日，积极坐大，可是仅“坐”怎么能“大”呢？国民党军怎么在敌后“坐”不大？显而易见，只有团结人民群众抗日，才能越“抗”越大，只有靠军民一致、坚持奋斗，根据地才能不断地壮大起来。

日军对共产党在后方的迅速壮大也有深刻的评价。

日本人的傀儡，伪满洲国皇帝溥仪曾说过一件事：1942年，日本关东军高参吉冈安直中将详细介绍了铁臂合围、疏臂扫荡等战法，希望能够对付八路军、新四军。

溥仪很纳闷，问道：“共产党的部队，就那么一点点，怎么要用上这么多稀奇的战术？”吉冈立马说：“嗯···共产党和国民党军不是一回事，共产党的部队军民不分。嗯···共产党的部队就像赤豆埋在红沙土里，根本分不清楚哪颗是赤豆，哪粒是红沙。共产党部队无论到了哪里，百姓都不怕他，这样的军队越打越多，将来麻烦得很！”

民以食为天，物质是第一位的，最看重实际的中国老百姓得到了物质利益，才能衷心拥护共产党的军队。